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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市多家医院的资料显示，在艾滋病的治疗方案中，佳息患＋施多宁治疗降价前每月为7191元，降价后2371元；佳息患＋双汰芝降价前为每月7079元，降价后2970元；佳息患＋DDI＋D4T降价前每月11396元，降价后5206元；施多宁＋双汰芝降价前每月6543元，降价后每月2816元；施多宁＋DDI＋D4T降价前每月10860元，降价后5052元。
很显然，即使降价后，按照目前最便宜的治疗用药佳息患＋施多宁，一年费用也在28452元，将近3万元，还不包括其他一些辅助治疗措施，而且这是终生用药。这样的费用依然是绝大多数患者难以承受的。
194/195目前，已经在中国进口销售抗艾滋病毒药的有百时美施贵宝的惠妥滋（Videx， DDI）和赛瑞特（Zerit， D4T）、葛兰素史克的双汰芝（bivir， AZT＋3TC）、默沙东的施多宁（Stoerin， EFV）和佳息患（crixvan）、 RoxaneLabs的Viramane，还有勃林格殷格翰和雅培等国际著名药企也进行了注册。
其中百时美施贵宝的惠妥滋2001年全球销售额达到2。259亿美元，据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公司市场部有关人士介绍，惠妥滋和赛瑞特于2001年4月底在中国正式上市，5月初完成了这两个药的第一批商业销售，但其拒绝透露具体销售额，只表示“销量不是很大”，并认为仿制药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销售药品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教育、培训和关怀服务”。
葛兰素史克中国处方药部一市场经理称，目前双汰芝（bivir）是全球抗HIV药物市场中的领先者，在中国竞争力不错，但他同样拒绝透露销售数字，他还称，即使该公司所有的齐多夫定专利过期后，还有许多后来产品。“双汰芝在几年前进来时到岸价就比美国较少了50％，2001年12月我们又主动将双汰芝在中国的到岸价在原来基础上又降低了近50％。”这位经理说。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7节：国家速批艾滋病新药背后（3）
强制许可不可行
此前，有专家提出何不采取一些国际通用规则来“强制许可”仿制或迫使进口药降价？
因为按照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关规定，有“强制许可”仿制迫使降价的可能，并且这项措施已经在非洲一些国家和巴西获得成功。
但是，要实施这项条款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条件是“出现重大疫情，危机公众健康安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艾滋病研究专家指出，“启动实施‘强制许可’措施可能性不大，因为里面有很多复杂、繁琐的条款，而且南非是由前总统曼德拉站出来指示的”。
记者就此向卫生部疾控司求证是否可能会寻求“强制许可条款”，该司不予置评。
既然“强制许可”迫使降价不可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内仿制生产。一旦仿制获准成功，则会通过市场力量来迫使进口药品自动降价，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仿制生产还必须不能“踏雷”——侵犯知识产权。上海迪赛诺公司张俊杰说，有的药品在中国没有申请或者获取专利保护，即使获得专利保护的并不是核心的活性成分，比如DDT，目前该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药是由百时美施贵宝生产销售，商品名是惠妥滋。2002年年初，百时美施贵宝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抱怨：上海就有企业在仿制他们的药，该药申请了中国专利保护的。
但张称，该药所谓的专利保护，不是活性成分本身，而是组方专利，企业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后，主要成分不改变，就不存在侵权，“我们可以力争绕开知识产权问题，避开专利问题，开发出有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药品，利用规则规避一些风险”。
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建议，比如，像国家计委发文下调药价一样，国家海关是否也可以下个函，减免艾滋病进口药品的关税，国家税务总局是否也可以下文减免艾滋病药品的增值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否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将艾滋病药物的生产移到中国，这些措施都可以进一步降低药物的成本和费用。
■记者／陈楫宝北京报道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8节：苏州弱势群体调查（1）
2002年3月28日中午，仓库保管员陶惠民推开了仓街6号的铁门，穿过邻居家的厅堂，走过一条4米长的甬道，迈进家门准备吃午饭。饭桌上摆了三个素菜。四十几个平方的老屋，没有卫生设备，除了一张饭桌、几把椅子、三张床之外，几无他物。196/197仓库保管员陶惠民
陶惠民左鬓角的头发往上窜着，像一簇火焰。
生活的压力让他的脸看上去总是心事重重。
离陶家百米左右就是横贯苏州市的主干道——干将路。大量私家车的涌现，让原本就不甚宽广的马路更显拥挤——据当地交通部门的数据，现在苏州全市每天发放的私家车牌照约有200张。
陶惠民的生活却越发沉重。由于其单位所属的沧浪区房管所改制，职工满30年工龄的一律提前退休，51岁的陶惠民必须再谋生路。
陶的妻子顾星芳早在1995年就已下岗，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一直在家养病，每个月400多元的医药费，要耗掉陶惠民月收入的一半。顾星芳所在的吴县刺绣总厂，也早已分解为十几个小厂，个人医保账户每月仅有20元可供支配。
和陶家一样，疾病已成为苏州许多城市贫民家庭头上挥之不去的阴云。效益不佳的国有、集体企业就业职工和大部分下岗职工，无病无灾的时候尚能勉强度日，一遇到家人患病或其他灾难，整个家庭立即陷入“绝境”。
如苏州自行车零件厂1996年在职职工1200多人，退休300多人。由于企业不景气，从1998年开始，大批职工陆续下岗，到目前为止，在岗职工仅140人，大部分家庭生活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医药费80多万元，目前每月可供报销的医药费仅1万元，2001年发生的医药费登记报销日期已经排到2013年。
低保悖论
但陶家并没有被纳入低保人群。按照苏州市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简称“低保”），在苏州“贫困”的定义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00元，而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早已从1992年的不足2000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515元。
低保户除了每个月2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外，还可享受房租半免或全免以及每个季度30。60元的水电费补贴。简单地估算一下，陶惠民一家人均月收入显然超过了200元（陶惠民月工资达到了800元）。但平江路街道葭巷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人均月收入200元，最多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
苏州市平江区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实际上在低保工作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男性6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基本上不会考虑纳入低保体系，理由是“他们还具备工作能力”。
根据苏州市总工会2001年10月的摸底调查，人口570多万的苏州市现有困难职工7750户，其中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有3511户，家庭特别困难的有2815户。
而苏州市2001年新增城镇困难家庭致贫因素中，涉及下岗、离岗的占65％以上，涉及失业和无业的占34％，涉及企业效益差的占19％。
苏州市委政策调研室的另一项最新调查则表明，全市因病致贫在困难职工家庭所占的比例由1998年的不到10％，上升为目前的37％以上。
这同另一组数字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苏州市的面积只占全国面积的0。09％，人口只占0。44％，创造的财政收入却达全国的1。2％，GDP也占到全国GDP总量的1。7％，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
2001年，苏州更是完成GDP1760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位居第六；财政收入209亿元，在江苏省位居第一；新增合同外资72。3亿美元，略低于上海，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二。
繁荣的背后
繁荣背后，是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苏州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体现在外资企业的白领群体身上，而效益不佳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破产、倒闭、转制企业的下岗职工，包括这类企业的退休职工及其子女为主的城镇贫困群体，却在社会整体向前的过程中，脱离了前进的轨道。
198/199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似乎是对这座传统轻纺工业城市的一种“背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集中在古城区的纺织、丝绸、轻工、工艺等行业的企业则大部分都因亏损而停产、倒闭。
从1992年开始，苏州市纺织行业连续10年亏损。2000年虽然经营状况有所回升，但行业整体的生存状况依然相当艰难，丝绸、工艺、轻工等传统行业早已不是苏州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据苏州纺织控股（集团）公司透露，纺织系统共有15299名职工，下岗9028人。下岗职工由于工资水平低，基本上没有积累，因生病、单亲、孤寡导致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有300户左右，单位累计拖欠职工医药费2467万多元（包括退休、死亡职工）。
因企业效益差，停发、减发、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养老保险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民建苏州市委员会在2002年苏州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披露，苏州市区有27家停产、半停产企业拖欠8545名职工工资，金额达442万元，使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生活急剧下降，不少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9节：苏州弱势群体调查（2）
1998年6月，苏州市成立四大再就业服务中心，陆续签约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