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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ODA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金熙德也同样认为，对于对华ODA的减少和取消，日本除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外，还找到了其他的借口：援助会帮助中国不断增加军费；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中国从来不表示感谢。
但金熙德认为，这种把ODA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军费问题上，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防卫需求非常大，但军费开支总额并没有日本多，而且ODA资金也没有用于军事方面。
金熙德说，在和日本人士的会谈中，他曾说过，中国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援助过其他国家，而且比现在的援助要多得多，进行这种援助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小并没有关系。“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代表了一种日本低水平的对华思维方式，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动摇和混乱。”金熙德说。
“感谢”似乎更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永生向记者讲述他的亲身体会。和中国人习俗中的“施恩不图报”、“为善不求赏”不同，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心态中，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礼物，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向他们多次表示感谢。而日本公众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对ODA问题宣传较少，就变成了中国人“不知感激”。
金熙德说，在种种误解之下，日本一些国会议员的鼓噪大成气候，给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他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中，在近几年的一系列研讨会和政策审议中，很多政治家发言主张，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或2010年世博会后就应当停止对华ODA。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将这种观点接受为确定政策，那对华ODA结束之期应当不远。
梁云祥也向记者介绍说，2003年他曾在日本亲历了日本国会对ODA的争论现场，国会议员的态度非常激烈，大部分强烈要求取消。“当时我就感到（ODA）结束是迟早的事，现在我的感觉是一两年内就会正式取消。”梁云祥说。
金熙德认为，和1970、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不同，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原来的一些和平势力和对华友好势力开始衰退，制衡作用逐渐消失。在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之后，批判中国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就形成了共鸣。68/69
ODA之牌能打多久？
冯昭奎认为，在接受日本提供长期贷款的国家中，中国的还款信用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中国利用ODA资金的执行效率很好，建成的项目都能迅速盈利。日本提供给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最后都因为所在国政局混乱或者经济困难而不能偿还。而且日本国内目前的银行贷款利息率是零，闲置资金放在国内根本无利可图，借给中国还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金熙德也说，在和日方人士的交流中，他也发出过这样的询问，“你们的闲置资金放在那里用不完，不借给中国，那还借给谁啊？”
然而似乎在和中国争夺俄罗斯输油管道、东盟主导权和中亚石油资源之外，最近又有迹象显示，日本开始打起了ODA这张牌来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04年起，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受援国。
梁云祥认为，现在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援助，有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的意思。一方面印度的经济还处于中国1980年代那种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面，被日本看作为在中国之后21世纪的另一个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和印度搞好关系可以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另外一个迹象是，2004年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已经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结成了“神圣同盟”，誓言共进退。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可能会指望印度助一臂之力。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中日关于ODA的论争中，媒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熙德认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华论调在1995～1996年达到顶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网络的出现，中国民间舆论开始形成，最近又出现了民众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局面。过去没有受到注意的ODA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中国在此期间出现的反日情绪其实是对此前日本反华论调的一种反弹。
金熙德说，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他告诉记者，他曾在日本做过调查，当告诉很多日本大学生ODA主要是贷款时，他们都表示惊讶和不信。
中日两国元首已经3年没有互访，最近的东海天然气事件和所谓的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海域事件都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对此，金熙德表示，“政冷经热”的状态还是一种磨合期，如分析深层原因，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痛苦过程。
他说，对日战略不应进行戏剧性的调整，必须慎重。现在的战略格局很清楚，就是中国崛起，日本不安和不满，不能接受。我们所能做的调整只是力图防止中日关系过分恶化，但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幡然悔悟，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上。“对华ODA是一张重要的外交牌、政治牌和经济牌。这对日本有好处，至少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这是很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日本来说这是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掐断这个渠道不是很明智的，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今后完全停止了资金合作，日本对中国将没有一点硬气起来的理由。”金熙德说。
■ 记者／刘波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9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1）
两三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70/71“给我400万，我帮你搞定一切，我会里（指证监会）有人。”资深的财经公关人陈生在二三年前，经常听到他的同行对企业们这么说。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真的有人，也许他什么都没做，有的企业根基很好，不需要帮助就可以过会，这个钱真好挣”。
有个真实的案例，某家公司掏了400万给财经公关公司，因为要“宁信其有”。后来这家公司真的成功过会和IPO，但在对资本市场里面的道道了解清楚后，这家公司的董秘却感叹道：“400万的当只能上一次。”
京城三大牛人
400万并不是一刀切的价格，有时候这个价格会被砍到300万，基本上在300万～400万之间浮动——价格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这种价格有别于国外财经公关的价格，国外一般只收服务费，中间发生的杂费是要由客户自己结清，但这里的400万却囊括了一切。
在财经公关拿到400万之后，如果真的“会里有人”的话，是如何操作一切的呢？陈生以“不清楚”为由，不愿意就此问题多谈。
但是一位曾经做过财经公关、如今跻身投行界的人士却对记者抖出了其中的内幕：财经公关要把部分钱给予中间人，由中间人搞定剩下的一切，财经公关公司往往不再插手。
两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
中间人索取的费用则有“硬做”和“软做”之分。
“软做”，是把即将过会的企业和几位审核该企业的发审委员联络起来聊聊天，中间人收费在10万左右；“硬做”，即保证“过会”。一般收费400万的财经公关公司都会选择“硬做”，这时，财经公关公司须一次性付予中间人80万～100万的费用。
三位牛人在拿到钱后，接下来怎么运作，包括行贿不行贿发审委员等等，也就只有这三人自知了。但从既成事实来看，三位牛人的功力不可小觑。
颐合财经是目前中国知名度非常高、2002年和2003年拉单最多的一家财经公关公司。一位原颐合财经的员工告知记者，颐合是在2001年底联络上其中一位牛人的。
2001年底，颐合遇到了一些困境，一些老员工想离职，这时候其当家人邓尉出来安慰大家说：大家别急，颐合刚找到一位姓姚的人，他和证监会关系很熟，以后做工作就容易了。
据说这位姓姚的人的真实身份为就职于某大型中央新闻机构，他即是京城财经公关界三大牛人之一。有了姚的帮助之后，颐合财经的工作在2002年盛极一时。
“金苹果”的子子孙孙
2002年同时也是财经公关公司疯狂生长的一年，众多新的公司成立并加入混战。
根据统计资料，在2004年财经公关市场份额五分天下的几家公司：夏商集团、颐合财经、奇智财经、怡桥财经、九富投资，基本上都是在2002年进入状态或加入格局的。
从2004年初到11月，包括IPO、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以及吸收合并等共109家上市公司，其中的八成多都聘请了财经公关公司。
区淑宜绘资料显示，2004年，夏商的份额最高，拉到了18家的业务，奇智和颐合其次，分别拉到了14单和13单，接下来是怡桥的10。5单（与其他公司合作1单）和九富的8单，但九富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