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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事当务实”一句话，确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论，给天下无数准备道义沦丧的小人带来借口。世道人心之渐坏，确实与省略了圣贤之心，一味“务实”，关联甚大。后世的道义沦丧虽然不是冯道一句话可以决定的，但这个理念所导致的人间道德水平——政治道德、伦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实。
但是假如愿意考察发生在冯道身上的那些故实，就会发现，即使承认“事当务实”的卑劣或邪痞，纳入人性中，再审视，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个男人罕见的定力，不去占有可以轻松占有的美女；他将家财散发给贫苦乡邻、劝谏皇上爱惜民力、鼓励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别人都不愿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天寒地冻，主动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诲当代帝王行“仁义”之道；他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经”的刻板……这样的“务实”，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我愿意在历史的后面为冯道说一句自以为算是公道的褒贬：
冯道所谓的“事当务实”之“务实”，乃是历史现场已经给定条件下的“务实”，当历史现场已经演绎为“实然”状态时，他需要为此做出一个判断，而后做出一个决断。而这个历史现场给定的条件，往往是无道邦国的惯性条件。冯道环顾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强马壮者”。冯道，不值得在“明主”来临之前为“虎狼”效忠。当此之际，特别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来。于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实质是指向未来的。
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名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丛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谓“九经”，指的是“十三经”之前的九部儒学经典，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冯道在“虎狼丛中”刻罢“九经”，为“赵匡胤时代”留下了传播儒学价值的广阔性。在未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奄有天下，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在“九经”的基础上，推演出来一个灿烂的文明天下，冯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报。我相信，这是冯道期望中的愿景，尽管，他在世时，可能很孤独。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柴荣在潞州休整后，又开始了北上晋阳（今太原）之举。
史称世宗柴荣“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柴荣初期并没有一定要攻下晋阳的决心。此次御驾亲征，有高平大捷，已经足以教训北汉。他知道晋阳城乃是天下最难攻取的大城，历史上似乎就没有被外敌攻陷过。但高平战后，他在往北推进时，多处州郡传来归附后周的消息，更遇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各地士庶纷纷遮在军前自愿充当向导，并反复向周师讲述北汉的盘剥之重、残虐之深。柴荣陶醉在“汤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觉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许我大周义师可以攻克那个晋阳大城。至于粮草问题嘛，也许可以“因粮于敌”，在敌人这方面搞到后勤补给。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年三月底，柴荣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称帝后，因为郭威的名讳，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山西灵石县西南）入，与符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白重赞副之。调兵遣将，做出了攻克晋阳的态势。不几日，数万大军包围了晋阳。
与此同时，原属北汉的更多州郡开始请降。
宪州（今山西静乐）主动降！
岚州（今山西岚县）主动降！
石州（今山西离石）主动降！
辽州（今山西左权）被周师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县）被周师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刘崇派来王得中的求援信，当即回复：近期即发兵来救晋阳。
但王得中一来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来时，并没有进入晋阳——晋阳已经被世宗柴荣包围了，他只好进入代州暂时安身。
柴荣的大军在晋阳城下环绕为近四十里的大营。
一时间，后周大军出现了粮草不继的困难。数万大军有了五代时期的劣习：剽掠。大兵们开始四出抢劫粮草。晋中大地的士庶们，一开始还以为来了“王师”，可以“救民于水火”，不料“王师”反将当地置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士庶，成为啸聚山林打劫散兵游勇和周师辎重的盗贼。柴荣知道这个局面后，果断下诏禁绝军士剽掠，同时开始安抚地方，规定只收今年租税，还鼓励地方纳粮，有纳粮，就有官做。但仍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草，当地已经被刘崇搜刮过了，柴荣已经无法继续搜求。
“因粮于敌”的想法落空，“敌方”地盘无粮！这个严峻事实，让大帝柴荣紧急调动曾经做过转运使的李谷来处理。
李谷当时已经在汴梁做三司使负责国家财政工作了，此际，又被火急调到晋阳来做大军的后勤部长。李谷巧妙盘算、认真规划，终于为大军凑齐了足以支撑下去的军需。
月底，周世宗柴荣从潞州赴晋阳督战。
北汉忻州（今属山西）监军，杀了刺史及契丹所遣戍守将军，投降周师。
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杀掉契丹监军，举城来降周师。世宗将代州置为静塞军，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这时刘崇派往契丹请援回来的王得中正在代州城里。郑处谦的部下，代州将桑珪等人很诡异地杀了郑处谦，向世宗柴荣诬奏他“潜通契丹”。这应该是在柴荣前争功的一个血案。
随后，桑珪等人将王得中送往周师。
柴荣很喜欢这个读书人。当初在高平大战，看到风向不对，他劝谏刘崇小心，刘崇不听，结果大败。证明这个读书人很有点头脑。就给他松绑，还赐给他玉带、马匹等。然后问他：“你到契丹去请援，你可知道契丹军什么时候会到晋阳？”
王得中说：“我只受命去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
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可是答应你发兵来了！你不说实情，万一契丹军很快到达，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实话，他说：“吾食刘氏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情告之，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契丹。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如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
契丹骑兵数千人，很快出现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遥远的声援。
柴荣发现无法收买王得中，最后还是杀了他。
战场形势渐渐有了变化，开始向不利于周师的态势转移。
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奏请增加兵力，柴荣派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游骑不时出现在忻州城下，符彦卿与诸将列阵以待。大将史彦超带二十骑为前锋，遇到契丹，当即驰入阵内血战。李筠引兵跟进，一战，杀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勇轻进，穷追败寇，渐渐离开大军，契丹援军赶来，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仅幸免于死。在契丹的反击中，周兵死伤甚众。符彦卿退保忻州，后来又引兵退还晋阳城外中军大营。
符彦卿一路等于败归。
大兵久围晋阳。多次从国内征调军卒民夫，东自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西及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来攻晋阳，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攻克。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