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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李从厚称帝，李从珂据凤翔造反，苌从简属于“李从厚党”，结果被俘虏。李从珂数落他说：“那么多人都归附我了，你为何弃我而去？嗯？”
苌从简回道：“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
五代时期，能有如此“气节”者实在不多。李从珂想想此人毕竟是个将才，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了他一个团练使。等到石敬瑭起事，李从珂又任命他为副招讨使（讨伐河东的前线副总指挥），随驾到孟津之后，又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这应该是洛阳最后的屏障。将此地交给他镇守，实在是有临危授命之意。
苌从简为人忌刻多疑，又心狠手辣。史称“烦苛暴虐，为武臣之最”。他喜欢吃人肉，多年来每到一地，即搜罗当地的小孩子来吃。唐末以来似流行“人相食”，但像他这样专门吃孩子肉的恶人还不多见。
他的邪痞之处，正是乱世昏暴的写照。
苌从简还有抢夺民间财货的习惯。
他的驻扎地，有一富户家中藏有一稀见玉带，他想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借口，就派遣了两个精干武士，夜半出动，给出的命令是：杀活人，取玉带。这俩精干武士逾墙而入后，藏在树影中伺机动手。但他们看到富户家中老两口相敬如宾，一派和睦气象，说什么也无法下手了。二人认为，要杀这样的人，我俩不忍；不杀这样的人，苌公不容。于是二人跳出来告诉富人家事情原委，劝他们明日速速将玉带献出，免生祸端。二人则于夜半逃离了苌府，从此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新五代史》特意记录了这一段故实，用文艺点的说法就是：为整个五代历史平添了一抹亮色。
这俩武士实是义士。他俩的事迹犹如春秋时期不杀赵盾的义士鉏麑，也如戏曲中不杀秦香莲的义士韩祺，这样的人物，是永远让人心生敬意的。
后唐末帝自焚玄武楼
且说李从珂逃归洛阳，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苌从简守河阳”这步棋上。
李从珂将大河浮桥烧断，令苌从简来守河阳的南城，也即固守黄河南岸。
但此时后唐大势已去。赵德钧、赵延寿在逃跑的路上，左思右想，最后投降了契丹。消息传来，河阳已成惊弓之鸟。苌从简举目望去，找不到任何一个协同作战的伙伴，找不到任何一个遥相呼应的藩镇，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驰援他的武装力量。河阳，已经成为孤城。
苌从简看出人心离散，军情大坏。于是，干脆开城渡河，到黄河北岸去“迎谒”即“主动投降”石敬瑭。
后唐的最后屏障至此失去。
洛阳成为不设防的空城。
李从珂在京师巡防时，遇到几个父老，相对垂泪。父老中有人对李从珂说：“过去前唐时，帝王有难，会到蜀地去，以图进取。陛下何不效法前唐做法，也率军且入西川？”
李从珂说：“过去两川节度使，用的都是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都能躲避贼寇，入蜀。现在不同啦，现在两川，孟氏已经称帝，我到哪里去啊？”
说罢，他应该想起昔日镇守凤翔时的威风，不禁有了穷途末路、物换星移的感慨，心中悲酸，不禁恸哭失声。
孟知祥已经在两年前建国，自称“大蜀”，史称“后蜀”。现在孟知祥已经死去，皇帝是孟昶。
李从珂的最后时刻倒也安静，他回到宫中，开始从容地处理后事。
他先派遣宦者和皇城使，赶到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也即李赞华的府邸，将其杀死。随后又派出京城剩余的最后武装，大约千余骑人，由几名将官率领到洛阳北一个叫白司马坂的地方去等待石敬瑭，与之做最后的搏斗。李从珂此举似不符合逻辑：他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但还在做困兽斗；他已经知道将士们不听调遣，还要派出人去扼守洛阳。他在干吗？史未明言。但考虑到他当初曾起兵凤翔，此举很有可能是“迟滞”石敬瑭的战略安排，而后，他可以收拾停当西逃，目的地：凤翔。看出李从珂这个意图的是多年的对手石敬瑭。当他接受苌从简投诚之后，就判断李从珂在步步设营，为西遁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干吗要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于是石敬瑭迅即指令跟随他来的契丹骑兵千余人奔赴洛阳西部渑池，截住李从珂逃遁时可能的必经之路。
李从珂最后一天应该得到两个消息：
一、他所派出到白司马坂的将士们已经纷纷向石敬瑭发去了投降书，史称“飞状迎帝”——飞奔着争着抢着早一点将投降书送达石敬瑭。
二、契丹骑兵已经奔向洛阳西二百里左右的渑池。退回凤翔已不可能。
公元936年农历十一月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京师玄武楼空地，自焚。一蓬大火，消弭了一代人的暴戾与冤仇。
自焚之前，刘皇后指使宦官到宫中积累柴薪，准备连宫殿一起焚毁。雍王李重美劝谏道：“新的天子来到京师，肯定不会露天居住。我们烧了宫殿，他日一定会重新劳动民力修建新的宫殿；这样我们岂不是死后给他人留下遗怨！我娘不要这样做吧！”
刘皇后乃是李重美的生身母亲，史称“后以为然”，皇后认为儿子说得对，她最后听从了儿子的意见。
根据不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知道，李重美有对生命的敬畏理念。当初末帝亲征赴河阳，李重美监国留守京师。按照以往战争逻辑，大兵破城，是要掳掠烧杀的。洛阳士庶这时没有信心守卫京师，纷纷逃离城市藏匿。城管部门开始禁止，不允许士庶离城。李重美知道后说：“国家多难，我等不能为民做主，现在却要禁止百姓避祸，哪有这个道理！”因此不禁，纵民出城。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
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