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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四，屠宰场可以和猪肉批发商联合控制批发价和零售价。定点屠宰实际上是生猪生产到消费全部环节的咽喉，谁想在生猪产业中牟利，都不得不和定点屠宰单位合谋。如果定点屠宰单位自己想牟利，可以轻而易举地与宰前、宰后流通或储存商人合谋实现，甚至可以儿子贩猪、老婆囤猪、老子宰猪、媳妇批发猪肉，进行一家人、一条龙作业。更要命的是，当猪农亏本的时候，以屠宰场为中心的流通环节照赚不误。由于定点屠宰制度使养猪农户不能直接进入贩猪、宰猪、批猪和零售各个环节获得收益，养猪风险不能在各个环节分摊，猪农就只能选择不养猪，这就加剧了生猪产业的大起大落。
针对这些问题，我想在制度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任何一个村（乡镇）的合法农民经济组织都可以屠宰生猪、牛、羊等，并实行品牌化经销；无品牌，不得进入城市市场；若产品有质量问题，注销其品牌，三年内不准注册新品牌。
第二，千方百计减少猪肉等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中间环节，扶持和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联盟，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直接进城市社区农产品便民超市。
第三，准许企业〃生产―宰杀―储藏―运销〃一条龙生产经营，参与市场竞争。第四，准许农民在社区内自养、自杀、自给、自销。
我不反对猪肉涨价，甚至赞成增加农民收入的猪肉涨价，但反对在流通环节操纵猪肉涨价。
第四部分 8。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
我国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了，从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来看，农产品（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权稳定、国家经济安全等高度相关，不是小事，是天大的事。农产品为什么不安全？主要的观点有三：一说农民素质低，二说监管水平低，三说农业现代化水平低。这些原因听起来都很顺耳，但仔细推敲都有些似是而非。
农民素质低是个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文化素质、公民素质，还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素质等都大大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将农产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农民素质低，只能解读为对农民的习惯性歧视。监管水平低是个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监管体系从无到有，监管农产品安全的部门有十来家，戴大盖帽的有数百万人。应该说，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产品安全监管队伍，有非常完备的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也不是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搞农业产业化，电视里天天都在鼓吹〃公司＋农户〃如何成就辉煌，农业现代化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实实在在地不知高出多少了。
如何保证农产品安全呢？社会上主要观点有三个：一说加强监管；二说成立专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三说〃公司＋农户〃，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我对这三条措施很怀疑。我们知道，中国有2亿多农户，每一个农户都是生产和经营主体，2亿多个主体同时组织生产，并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依靠政府部门对2亿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除成本高昂外，有效性是难以保证的。同样的道理，政府监管不了，指望没有约束力的行业协会更是无法〃自我管理〃众多小农的。〃公司＋农户〃也许对提高农产品安全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公司＋农户〃不能覆盖所有的农户，绝大多数农户还是自产自销，所以，〃公司＋农户〃保障农产品安全的作用是有限的；二是〃公司＋农户〃使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只能获得种植养殖环节微利，不能全面分享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好处，久而久之农户大失所望会导致〃公司＋农户〃的解体；三是〃公司＋农户〃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会导致公司对农产品价格的垄断，如方便面、食用油的〃集体涨价〃，这会造成农产品的另一种安全问题；四是〃公司＋农户〃潜伏着小农破产的危机，如奶牛和大豆产业〃公司＋农户〃的水平最高，实际的结果是奶农和豆农的收入在持续下降。前面章节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是8000元，可现在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不到3000元。近些年来，奶农宰杀奶牛和豆农撂荒土地越来越普遍，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奶农和豆农就会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市场有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供给主体有强有弱，需求主体也有强有弱。弱势的需要外力帮助组织化，强势的会自我组织化。比如，中国分散小农有两亿多（比城市需求者多很多），如果直接进入市场，会造成供给阵营内部的恶性竞争，小农作为供给方会很惨，所以，小农是弱势的农产品供给方；从另一方面来讲，两亿多分散小农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方，面对高度组织化的生产资料供给方，小农也会很惨，所以，小农同时又是弱势的需求方。因此，小农要组织化，非常紧迫。因为小农弱势，其组织化需要外力帮助。
市场主体组织化是正确的，非均衡（不对称）组织化是危险的。对于市场主体的组织化，应该坚持一条标准：供给和需求双方阵营组织化趋向均衡。政府应该帮助市场供需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阵营），应该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或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组织。
遗憾的是，目前〃扶持（私营）龙头企业带小农〃等政策并不能帮助小农组织化。我们知道，私营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私营龙头企业没有带农户发财的义务和责任。实际上是，一方面扶持生产资料的供给方组织和强大起来，对付生产资料需求方的小农；另一方面扶持农产品收购和加工企业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需求方，对付高度分散的两亿多农产品供给（方）——小农。与此同时，扶持龙头企业，一方面在农村农产品收购市场上对付小农，另一方面在城市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市场上对付消费者。
有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既保证农产品安全和市场稳定又有利于保护小农利益和发展呢？我认为要想兼顾上述目标，关键要在完善农民微观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和管理的新型制度。主要包括：一乡（村）一会（社）制度、一会（社）一品（牌）制度、（品牌）标识准入制度、违规退市和责任追究制度。
一乡（村）一会（社）制度。就是每个乡（村）成立一个农会（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模式）或专业合作社或村庄集体经济社（大寨模式）。由会（社）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分户生产，合作经营。
一会（社）一品（牌）制度。每一会（社）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搞一会（社）一品（牌），每一会（社）的产品都注册一个品牌。
标识（品牌）准入制度。会（社）有品牌的农产品，进入正规市场都必须标识，标识可以识别到谁生产的、在哪块地（或车间或操作台）上生产的、什么时间生产的。会（社）有品牌和标识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城市的正规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和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无品牌和标识的农产品，只能进入农村市场和城市边缘市场。
违规退市和追究制度。正规市场不准销售无品牌、无标识的农产品，在正规市场上如果发现不合格农产品，对会（社）要给予上黑名单、罚款和退市等处罚。为了会（社）成员的共同利益，会（社）不得不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和严肃追究不按照技术标准生产的会员的责任。农产品安全，只有会（社）为维护共同利益的〃自我约束〃才是最有效的监管。
在我看来，保障我国的农产品安全，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缺少一个关键的环节——提高农民生产农产品和营销农产品的组织化水平，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将2亿多农产品经营小农变成大约30万个由〃2亿多小农合作而成的现代大农〃。如果恐惧农民在家庭生产经营的基础上自我组织起来，就别谈农产品安全。
第五部分 1。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2003年，我加入到了香港乐施会西部扶贫发展的工作中。这六年，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人、事和因果关系，使我对全球化、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六年，我写了很多〃扶贫日记〃，这里收录了几篇，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自己背后的另一个中国。
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请记住：是穷人的美德，保障了我们的富有。我们的富有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建立在他人的贫困之上的。所以，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吧。
（一）财富观与发展观的矛盾
在云南禄劝苗族自治县的半坡苗族山寨，张兰芬家里养着28只羊、10头牛和6头猪。养猪干什么？最主要的是杀年猪，她家5个人，过年时要杀3头肥猪。在苗寨，谁家过年杀的猪多，谁家最有钱。养羊养牛干什么呢？你很难想到那里的苗人养羊养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因为苗人都住在高山（2600米）顶上，商品肥难以上山，加之严重缺水，有机肥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必需品，有机肥的多少决定他们粮食产量的多少，所以，有机肥对苗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只有家里需要购置大件或有大笔的急用时，苗人才出卖牛羊。在苗人看来，牛羊数量的多少，代表家庭的财富的多少，你家里牛羊多、地里产的粮食多才算真正的富有。地里产出的粮食少，兜里钱再多也不算真正的富有。苗人的财富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过兵的张志勇是苗寨的一个另类，他家里只养了8头猪，没有养牛羊。张志勇说以前是养了牛羊的，但老婆生产时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