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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倒还真是对症下药）。 见过了锅炉，下面该回屋去见见曼尼古希夫人了。她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她问我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希先生戴着软呢帽吹笛子。可是，看来这事儿得改天再说。我今天需要考虑的问题还真不少呢。告辞出门，我抬头望向屋顶，竟然发现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不禁突生一个念头：应该还是装铸铁暖气更保险吧。
二月 冰封雪埋的日子石桌的魅力
回到家，赫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1。5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呈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虽然相去仅十几公尺，搬运起来却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毫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六百到八百磅左右。在我看来，它可远不止此数。 当晚，皮埃罗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找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15000多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能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倒是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榄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无计可施。只好又走到后院去瞻仰那庞然大物，设想着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六个？八个？必须侧着搬，同时保持充分平衡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简直可以想像人们被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虚脱的景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这个巨大纪念碑的地方，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我们别无良策，只得回到屋里，在炉火前斟上一杯酒，寻找灵感。至于桌子，就留在外面吧，料想没人偷得走。
二月 冰封雪埋的日子厨房的改造工程（图）
人算不如天算，援助人员不久便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进行了多次商谈，期间掌握了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橱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热情万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内中的原因包括：天气不佳而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了，砖石工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等等。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进行冗长的防御持久战，长日无聊，只会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一会。现在，我们陷入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了，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声。那是一天清晨，曙光刚刚划破黎明的昏暗。我们睡眼惺忪地跑出屋，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却模模糊糊辨认出一辆卡车的轮廓，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显得心情非常愉快。 “是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道：“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后面的车门打开，一只长耳猎犬先跳了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刮胡子水的香味紧跟着扑面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这是助手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克劳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工程正式开始。 我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在高速中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开始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像他如果在军中担任士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海外军团士兵们，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话语间夹杂着许多拟声字如tok，crak，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眼。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可是一次大工程。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竖了起来，封住了通往其他房间的通道。至于饮食大计，只好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了。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地粉碎着一切，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时分才不大情愿似地停下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了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以及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盛着的香肠、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一把将近四十磅重的大锤子握在了一个醉醺醺的工匠手里，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开工，一直到将近七点，他们没有休息过一次。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十到十一个小时。他说，只有冬天才如此。而在夏天，他们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点儿茶，吃点儿点心。他乐了：“这日子可真好打发。”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英国建筑工人愿意和他一道工作一段，没别的意思，就是来体验体验。我心中暗想，这样的人怕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收工之后，我们夫妇二人按北极探险队员的标准用重重衣服武装了自己，开始准备我们在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吧台后还有一个洗手池和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倒还齐全，只是没有墙壁。在这种零度以下的天气里，一面墙的存在对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还好，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飘散在寒风中，红酒在身体里缓缓地变成热流，我们渐渐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二月 冰封雪埋的日子来自故乡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鲜花盛开的枝头，也并非来自马索家屋檐下的老鼠，而是来自英国。抑郁的一月过去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像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经常会传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语调轻快的询问。有人甚至还问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的回答尽可能地含糊其辞。因为如果据实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天雪地之间，聆听寒风从厨房的窗洞呼啸而入，而屋外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则无疑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电话内容大多有着固定的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任何一个微小而友善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然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的家伙，一般的社交推辞令是不管用的。“你们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你家有好多建筑工人在施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里。”“什么？你们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毒？都没有关系，我们不介意！”不管我们制造什么样的障碍，对方都会找到相应的理由加以克服。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把有人要来骚扰的事告诉较早迁来此地的人们。原来他们个个都已身经百战，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现实却令人无可奈何。这一点，更让人沮丧。我们只有神经紧张地等候一次次电话铃的响起。
二月 冰封雪埋的日子工匠们尽显英雄本色（图）
我们的生活因建筑工人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早上，只有在六点半前起床才能吃一顿安静的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会阻止一切的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当作响，不绝于耳，我明明看到妻子的嘴唇在动，却一个字也听不到。最后，她只好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赶快把咖啡喝了吧。 不过，工程确有进展。厨房被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展开重建工作。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一个人便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的功用。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一边的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