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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6】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7】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弥漫荡漾着浓雾一样只有双方心灵深处才能触动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9】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尽管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踌躇思量，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10】
第4节：从北大到柏林（1）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的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从北大到柏林
陈寅恪所荐举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的是，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但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此人在产生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们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翻云覆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把戏，“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12】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与同僚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时，“真正的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等理想主义与具体的实践活动。【13】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相左。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正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到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4】
第5节：从北大到柏林（2）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15】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