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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 （23）赫 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 “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 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 对其进行审判。” （24） 1961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 ·加 佐夫、R ·约里什、A ·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 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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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 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 “车轮战”、 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 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 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M ·弗里诺夫斯基1938年被捕后供认 说，负责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 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 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 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 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 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 穆拉洛夫被捕 7个月零 17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3 个月零 16天后 认罪的。拉狄克是2 个月零 18天，图罗克是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51 天，德罗布尼斯是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 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 1934—1936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 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 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 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 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 得异常地顽强。为了 “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 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 “车轮战”，即连 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 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 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 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 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卓子说： “好 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 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 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 这个人姓 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 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 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 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 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 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 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 流！” （25） 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 鼓励。1939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 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 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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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 到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 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 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 主义的态度吗？’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 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 （26） 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 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 索科利尼科夫曾争取到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并得到了保留他生命的许 诺。拉狄克也提出了以斯大林亲口许诺保留其生命为供认的条件。经过叶若 夫的努力，斯大林驾临内务部大楼，在叶若夫的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 长谈。据说，在这次会面以后，拉狄克痛痛快快地供认了罪行。当时，侦讯 人员交给他一份准备好的供词让他签字。他认认真真地看过以后，不屑一顾 地扔在一旁，然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挥就了一份使侦讯人员自叹不如的 供词。自此以后，拉狄克一跃而变为被告中认罪态度好的典型。据说，他常 常心血来潮，来点即兴创作，超额完成交待的任务，害得其他有关被告只得 重新修改补充自己的供词。比如，他供认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一位德国外 交官证实，反苏地下 “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 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他还交待，一位日本外交官在 拜访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时，询问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 建议是否可靠，索科利尼科夫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 的权力。拉狄克还在说服穆拉洛夫这位托洛茨基的朋友和国内战争的名将的 工作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拉狄克 1936年 12月4 日的供词如下： “ 我现在选择了坦诚地承认事实的道路。我曾经因对党和国家犯下的 罪行而产生的耻辱感，而否认这样的事实。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在被捕 的那天就属于有实际活动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属于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于 1932年建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集团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 任务，其手段是与联共 （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进行恐怖斗争。我加入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时间是 1932年 ” （27） 索科利尼科夫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季诺维也夫等被处决之前，拉狄克与 斯大林的谈话是在这以后。他们在看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的严酷现实以后，是 否仍相信给予他们的诺言，实属疑问。不管相信与否，当时他们除了宁肯相 信这样的诺言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除了遭到肉体折磨，得 到作为精神鸦片的许诺外，他们还受到更为严酷的人质威胁。索科利尼科夫 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前妻留下的 12岁的儿子。拉狄克的女儿索菲亚在父 亲被判刑以后，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探监，她因自己的父亲居然如此骇 人听闻地自我诽谤而感到耻辱。但是，当她自己后来也亲身尝遍了地狱般的 折磨后，她原谅了父亲。因为她懂得了父亲所以屈服的原因。她写道： “是 的，我们所有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人质，被捕者所以诬陷自己或者诬陷 他人，就是受到要镇压他的亲人的威胁所致。” （28） 用人质作为迫使对方屈服的手段自古有之。一个热爱人民，献身革命的 人，面对敌人的刀枪，受到严刑拷打，都可以从容不迫，但若要他看着自己 的亲人因他而丧失性命，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在这时候，他往往选择 牺牲自己拯救亲人的道路。内务部不但用人质威胁皮达可夫，而且确实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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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 案被告的子女 “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 为自己 10岁的儿子的生命担扰。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 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要 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 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 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 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 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 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 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 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 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 和愚弄。 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 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 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 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 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 业基础。1936年 10月 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50 寿辰时，亲人、 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