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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 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 1932年 10月15 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 “‘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 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 ” （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 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 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 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 “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 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 “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 地共有 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 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 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 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 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 “托—季联合中心”所 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 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 1933年3 月去苏联 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 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 人的名 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 1933年3 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 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 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 问记录可以看到，莫 ·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 ·卢 里耶 1936 年 6 月交待说，他 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3年 7 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 1936年 7 月 10 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 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 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 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 次携带手枪离开 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 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 格勒 “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 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 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 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 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 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 为证据的。 1936年 8 月 15 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 《消息报》第二版右上 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 《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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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当时，全国正在讨论 “斯大林宪法”草案。电 台不断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 “人民如此自由地生活”。 《消息报》还刊载了一篇题为《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文中指出法官 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还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 问题。文中还提到了1679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的 “人身保护法”。但是，还 没有对 “托—季联合中心”开庭审判，也就是说还没有判定被告有罪与否， 所有的报纸立即表达了劳动者的愤怒，要求把这些敌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通过了种种决议，召开了党员大会 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个人和集体纷纷致信中央，表示忠于斯大林并要求严 惩罪犯。既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法制，又要人民无条件地拥护无视这一法 制的专制。当局的组织和舆论工具就是如此灌输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而人 们呢，很少想到专制与民主法制是否对立。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 确的 “政府”行为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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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洛托夫头上的阴影 8月15 日公布的起诉书列举了被阴谋集团定为谋害目标的中央领导人的 名字，他们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秀尔、 波斯蒂舍夫和日丹诺夫。这个起诉书在苏联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人 们发现，在阴谋集团预定谋杀的目标中没有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莫洛 托夫。很显然，这决不是起诉书的作者的疏忽。因为，无论是雅哥达、维辛 斯基，还是叶若夫，都没有这种 “疏忽”的权力和胆量。这是一种特意的安 排。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阴谋集团不去 谋杀身居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的莫洛托夫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作为谋害目标 列入起诉书中呢？无论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都说明莫洛托夫头上笼罩 着浓重的阴影。 公开审判开庭以后，无论是被告的供词还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的 发言，在谈到预定要谋害的人的名单时，都没有提莫洛托夫的名字，这再一 次说明莫洛托夫的名字被漏掉并不是什么疏忽。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第一次公 开审判的总结发言中说：“对于所有像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祖国的人来说， 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 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戈 ·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 ·伏 罗希罗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 （14） 在当时的苏联，以上情况意味着莫洛托夫已不在被保护者之列。当时内务部 的高级官员，后来隐居美国的奥尔洛夫，在 《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叙述 秘密审判的具体情节后说，是斯大林亲自将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被告的供词中 划去的。于是，雅哥达命令侦查员们以后不要再把莫洛托夫作为阴谋集团谋 害的对象，并在莫洛托夫外出度假期间对其实行秘密监视。当时，莫洛托夫 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不知作何感想。 莫洛托夫本是一个知识分子，190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联 领导人中，他算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虽然没有演说家和理论家的才能， 却勤勤恳恳，持成稳重。如果在一个好领袖手下工作，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 党政工作者。他是在斯大林时期发迹的。联共 （布）十一大之后，他和古比 雪夫进入了斯大林任总书记的书记处。他因无条件忠于总书记，兢兢业业地 工作和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的能力，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当然， 主要还是由于他后来紧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 哈林和李可夫，被斯大林重用，于 1928 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 年继 去职的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 年 12 月，莫洛托夫在联共 （布）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 “近几年来，我在列宁最好 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锻炼。我为此感到 自豪。” （15）冷冰冰，一本正经，好像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 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