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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夫反 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 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 把它改为： “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 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 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 “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 在一起的。”⑨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 任务”，被斯大林改成：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 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⑩从而强 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 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 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 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 “托—季联合中心”的 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 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 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 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 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 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 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 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 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 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 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 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 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 ·乌里扬诺娃、B ·明仁斯卡娅、Л·热 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 “每天 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 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1）科泽 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 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 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 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 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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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 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 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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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诉书 1936年 8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 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 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到1936年8 月10 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 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 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 1934年 12月1 日基 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 望，从而有助于 “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 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 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 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 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 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 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 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 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 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 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 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 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 1936年8 月15 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 抄中央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 ·乌尔里赫提前拟就 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 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 到 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 即拟定的。1936年8 月7 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 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 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 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 原稿中的 “ 1934年 12月1 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 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 “按照季诺维 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 ”。（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 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 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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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 没有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 是 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 2 人成了 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 8 月10 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 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 扬，他们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 夫于 1936年8 月10 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 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 年代冤 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 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 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 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 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 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 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 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 8 月 15 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 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