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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则意见纷争。就在保安毛泽东窑洞彻夜通明之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们也于十二日夜十一时聚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开至十三日凌晨三时结束。接着，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加以讨论。两个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陈立夫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十四日上午了。暂且按下潘、陈会谈不表，该叙一叙正在上海的宋美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当蒋介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五十诞辰那天，蒋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枝蜡烛时，宋美龄也在一侧帮助丈夫吹。十二月四日，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由洛阳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因病去上海治疗。这样，当华清池弹雨纷飞之际，宋美龄不在场。宋美龄发表过《西安事变回忆录》，内中写及“初闻”蒋介石被扣的情形：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明。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全球。骇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宋美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已是十三日早晨。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已经结束，那四项决定已经作出。然而，宋美龄见了那四项决定，大为不满。后来她这样忆及：“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这样，南京又出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
十三日午后，一架由宋美龄所派的专机，从南京机场起飞，朝西北飞去。机上坐着宋美龄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就在宋美龄派出的专机、特使朝西北飞去时，由张学良派出的一架专机离开西安，朝“红都”保安飞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红军和老百姓紧急动员，修飞机场。保安这么个小县城，从未有过飞机场。张学良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决定派专机迎接。
于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块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临时机场。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转了几个圈，飞机无法降落——那临时机场质量太差了。专机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内中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二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
（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
（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战“讨逆军”。
一场大规模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了。
导火索在哧哧燃烧，一寸一寸逼近火药桶……
为了掐断这导火索，两架专机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别载着国共特使。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十三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所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