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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阴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公历六月四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张学良说道，“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日军杀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他首次打破缄默，也选择了日本电视记者，以便通过日本传媒，使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一开始便说起自己的“生日之谜”，道出了那段血的历史。
张学良又说及了日军当年侵占东北三省。他说：“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为这样，他是非常坚决的抗日派。张学良忆及，父亲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国通”林权助前来游说，希望他倒向日本。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呀！”于是，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回忆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当时要求是很严的，下令做什么，必须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张学良开始了跟蒋介石的合作。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个人关系非常好，他死时我去看过他。我和他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说着，张学良拿过一张纸，把这两句话写了下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敌。”张学良对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作了说明：“我同蒋总统（引者注：虽然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当选总统，但蒋总统在台湾已成了对蒋介石的习惯称呼）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张学良也就谈及了关于共产党问题。他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他对日本ＮＨK电视记者所说的对日本、对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说清楚了他当年下达扣押蒋介石命令时的动机。
当然，他也仅仅是下令扣蒋，而非杀蒋——如他所言，就个人感情来说，他和蒋介石“情同骨肉”。当年，“三国四方”：日本，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中华民国之中又有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另一方。张学良说清了他处于“三国四方”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理清了历史的思路……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张学良说及他和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临潼扣蒋，是“尖锐”到了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这“尖锐”，是一步步加剧的。“先礼后兵”。在“兵谏”之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次“言谏”。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的那些日子里，张学良曾对他诉说心中的痛楚：“我遭国难家仇，却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大为不悦，说道：“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安内之后便可攘外。”张学良又与阎锡山一起，劝起蒋介石来。蒋介石益发不悦，斥道：“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于是，蒋介石在洛阳空军分校训话时，不点名地训斥起来：“有人想联共。任何想与共产党联合的人都比殷汝耕还不如！”殷汝耕何许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与日本特务土肥原勾结，成为大汉奸，策划在华北五省成立亲日“自治政府”。蒋介石警告张学良，你要联共的话，比大汉奸都不如！
蒋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东北军、西北军不愿“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华清池行辕召见张、杨，向他们摊牌了。蒋介石毫不含糊地说：“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抉择：第一方案，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进攻红军；第二方案，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至福建，十七路军调至安徽，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剿”。这两个方案，显然都是张、杨所难于接受的。蒋介石把张、杨逼上梁山了！抱着一线希望，张学良于翌日上午再赴华清池行辕，向蒋介石面谏。张学良此时，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直陈己见，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引者注：当时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设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等市），进一步窥视我西北。国家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国。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蒋介石听罢，寸步不让，针尖对麦芒一般，加以反驳：“你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共产党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最后，蒋介石说出了最为强硬的话：“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张学良知道“言谏”已经不再有什么效果。随后，杨虎城亦到，又对蒋介石劝说了一番。蒋介石也毫不客气地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红军已成流窜之众，我决心用兵！我有把握消灭红军！十七路军中若有不主张剿匪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到了这地步，张、杨心中明白，苦劝是劝不动蒋介石的。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七日，张、杨定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于是，张学良便带着白凤翔、刘桂五前往华清池察看地形了。
据孙铭九回忆，使张、杨下定“兵谏”决心的，还有一封密电，那是十二月初，张学良部将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他说，据何成浚（当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密告，何赴洛阳见蒋介石时，曾在蒋介石侍卫长钱大钧的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到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王化一请张学良有所准备。
这一密电内容，在张、杨十二月六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得到证实，表明蒋介石早已在安排处置东北军。就在这柴已布满之际，蒋介石反倒自己点了一把火！那是在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送达手谕。这手谕是他十二月九日在华清池亲笔写的：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或许是故意放出空气，要以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杨，以此逼张、杨“剿共”；或许是借报端披露消息，观察一下张、杨的反应。当然，也可能蒋介石真的要下这一步棋。另一逼迫张、杨总摊牌的举措，是蒋介石决定于十二月十二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张、杨如不服从总攻击令，便以违反军令处置。蒋介石的宪兵团和陕西省警察局已在暗中列出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中中共及亲共人员名单，只待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下达，马上着手逮捕。双方的箭都已在弦上。终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华清池响起了急骤的枪声。顺便提一笔，骊山上蒋介石被扣之处，也从此遐迩闻名。国民政府在那里先是建了一座草木结构的亭子，先曰“蒙难亭”，又改称“复兴亭”。一九四六年，胡宗南令桂永清推倒旧亭，建一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曰“正气亭”。
一九五○年，此亭依旧，只是易名“捉蒋亭”。一九八六年，为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此亭再度改名，曰“兵谏亭”。从“蒙难亭”、“复兴亭”、“正气亭”，到“捉蒋亭”、“兵谏亭”，历史给那小小的亭子打上不同的印记。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古城西安沸腾了
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哪里，哪里就轰动。实际上，那是一次对蒋介石的态度的大检阅：反蒋者欢欣若狂，拥蒋者如丧考妣，这两种人虽说心态相左，但都旗帜鲜明。妙不可言的是一些表面上拥蒋、暗地里踩蒋一脚的人物，态度暧昧，连连做着小动作……沸沸扬扬，保安—西安—南京，这三座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不同的戏。枪声只是行动。行动需要宣言加以阐明。临潼扣蒋，发生在十二月十二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