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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流泪。2002年1月，该校彭校长来信说：“我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9个，现在又已增加到3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助他们呀！ 自2002年以来，有些艾滋孤儿的遭遇更令人痛心，他们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缺吃少穿、生活无着，而是出现了更为悲惨的境遇。 他们的父母因艾滋病双亡，而时下人们对艾滋病知识了解甚少，他们不敢接近这些无病的孩子们，怕染上艾滋病。孤儿的亲属们呢？他们逼孩子打工挣钱，那些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被迫出去做苦力，不少孩子在建筑工地上装卸石子，或在河滩上挖沙，稍有怠慢就要挨打。如小团伟的父母因患艾滋病双双亡故，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大17岁，老二15岁，均已辍学外出打工二年多了，老三团伟才13岁，正在读书，每学期我都给他寄学费。但他伯父伯母不让他读书，叫他去装卸石子挣钱！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小团伟一人身上，有的好心人愿意供应孤儿读书、生活，他们的亲属却不同意，他们一心只想拿孩子来赚钱。已经发现有的孩子受不了这种重体力劳动，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如程某。 女孩就更惨了，十四五岁就被那些无赖和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他们用尽手段把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2002年八九月，我帮助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终于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那里解救了出来。风闻某地一个15岁的少女，在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那里，我正在设法解救她。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天哪，谁能让这些孤儿们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呢？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当时我到艾滋病高发区去，发现群众对艾滋病十分恐慌，他们走路说话都怕被传染，有的甚至为此全家搬迁。现在五年过去了，据说在某些鲜为人知的高发地区，公众仍然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仍然充满恐慌，和五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1）…（图）
艾滋孤儿在父母坟前哭泣 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有多少艾滋病患者的遗属，我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患者。有患者就有死亡，而死亡的多是青壮年，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本是需要他们奉养的父母和抚养的子女。 中国农村的艾滋病传播有很大特殊性，即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采血、输血过程中感染的，而国际、国内专家均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不洁性行为”，在中国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是否中国人的身体对艾滋病病毒的性传播不太敏感？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1993年至1995年达到高潮的中原地区农民卖血狂潮，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从1995年开始，涌现出星星点点的艾滋病高发区。1999年11月，我在上蔡、新蔡两县联系到了12名艾滋病患者。翌年春节前，我给其中8人每人寄去100元钱。半个月后，其中400元被退了回来，退款单上写道：“收款人已死。”2000年3月18日，我去上蔡县文楼村探望艾滋病患者，并给他们送药。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很快排起了100多人的长队，望之令人心惊。一位叫程彦×的中年男子，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吃“安乃近”，家里钱都花光了。他攥着仅有的几张毛票说：“大夫，我害‘怪病’快一年了，卖给我点药吧！”我给了他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没要他的钱。程彦×喃喃地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我回答说：“毛主席逝世20多年了。” 一天，我去某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旁边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2）…（图）
高耀洁教授向基层医务人员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村民谈论艾滋病就像谈论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艾滋病患者吴×。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还要去看别的患者，她才放开手。我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三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我。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三岁，是重症艾滋病患儿。吴×的丈夫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 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孔留×和他的妻子曹×美先后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飞9岁，女儿孔×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做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4年5月4日下午，我租车去据说没有发生艾滋病的中原某地一个村庄，该村距城市只有十几里路，柏油路高低不平，颠簸得很厉害。快到时，电话联系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属。一进村，患者的丈夫和叔父便迎了上来。 患者是一位41岁的妇女，名叫李花（化名），在1995年至1999年先后卖血多次。自2002年秋开始身体不适，经常发烧、头晕、厌食，吃药无效。2004年春节后抽血化验HIV抗体，确诊为艾滋病。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本来人缘很好的家庭，一夜之间人人避而远之。左右邻居搬家了，谁从她家附近经过就快速跑开，没有人敢和李家的人面对面说话。正在读初中的三女儿在学校也变成了“瘟神”，昔日的同学、朋友也不敢接近她了，谁见谁躲，再加上治病用钱，只得辍学回家伺候妈妈。可因为害怕，她连妈妈的床也不敢坐。半年过去了，李花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按她自己的话说：“害这种病把人都吓坏了，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为了消除她家人对艾滋病的疑惑，我腾地坐到李花床边，并抚摸她的手和脸，还喝了她递来的一杯开水。我送给他们5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和100多本《艾滋病与性病防治》，请李花在当地小学当校长的叔叔赠给村干部和教师们。他们都说只知道艾滋病厉害，一心怕传染，天快热了，被蚊子叮了传上可怎么办呢？一位围观者说：“她（指李花）坐过我家的板凳，三个月了。我一直把板凳扔在野地里，怕传染这种病。” 当时在我周围有十几个人，我就趁此机会给他们讲了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如握手、一块吃饭、办公、上课、面对面说话、蚊虫叮咬、游泳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坐凳子更不会传染。讲完，我又每人送了一本书，让他们自己阅读。 有村民说：“这个地方对啥叫艾滋病既不讲，更不宣传，光听说做了坏事、丑事、脏事（指吸毒、卖淫、嫖娼等）才会得艾滋病。谁得了这个病，即使不做那事也抬不起头来。上星期村南有人害这个病死了，出殡时，连抬棺材的人也找不到。” 我走之后，李花的病情日渐加重，全身出现大面积的疱疹，且溃烂流血水，日夜痒疼不能进食入睡。5月27日，李花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三个女儿哭成一团，全家悲痛欲绝。亲友和村民们谁也不敢进他们家的门。眼看尸体将要腐烂，但谁也不敢来抬棺材。没有办法，家属在村委会门口长跪不起。无奈，村党支部号召全村党员出来抬棺材、挖墓坑，才算把李花送入了坟茔。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3）…（图）
艾滋病患者在庙前磕头，可神仙也没救活她 歧视艾滋病的根源何在呢？我认为是源于疫情信息失实。2004年4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坦言：“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大同小异，以静脉吸毒为主，占63。7％－69。8％，性传播占6。9％－10。9％，血传播占6％－11％，余下的百分之十几就是母婴传播和其他传播。 另一方面，有关专业人员对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也提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一些艾滋病专家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70％以上是通过吸毒（公用针头）造成的，但最后总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模式却是：同性恋、注射器、妓女、嫖客、家庭妇女、儿童。 2000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北京青年报》与其他部门联合进行了一次艾滋病知识调查。有54％的受调查者认为，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不性乱就不会传染艾滋病。换句话说，只有干坏事的人才会得艾滋病。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歧视、冷漠和排挤！ 然而，上述种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收到万余封群众来信、见到千余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他们的传染源主要是“血祸”。如果还不能正视真相，就发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说法的编造者不但是中国的罪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