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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储纷争朝党火并
万历六年八月，神宗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神宗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使她怀上了孩子。此后，神宗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谁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这事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神宗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神宗矢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神宗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反应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分。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神宗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包括神宗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神宗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神宗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作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常洵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与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中的许多官僚士大夫，也因为赞同他们的主张，而参加他们的党派活动。久而久之，东林书院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顾宪成一班人也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被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入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神宗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楚党”、“齐党”，以及“昆（江苏昆山）党”、“宣（安徽宣城）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品行，分别给予升降、罢官等奖惩，凡因此被罢官的，终身不再起用。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神宗，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对于这一切，神宗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
四、民情激变边疆不宁
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神宗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