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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台北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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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
  “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的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枞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花桥荣记白先勇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下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的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家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摔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疯,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那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让秦癞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榕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癞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闷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对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大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有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的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分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着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的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板娘,”是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的说道,“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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