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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展开，其实无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毕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儿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祯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管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二人在管理的借口下，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川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周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周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
盛宣怀则更揭出了可怕的内幕：“不料总办（唐廷枢）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三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而寒心。”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两位号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雨之（徐润）早已不管局事，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挪局款，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自己亦并不看账，一片一糊涂，专说大话”。解决方案就是，请唐廷枢、徐润两人卷铺盖滚蛋，然后由自己进行清理整顿。
财政部（“户部”）在一篇上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招商局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渊薮（sou3）：“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减哉？”随后，报告引出了其最为振聋发聩的警句：“稽之案犊，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但是，这份慷慨激昂的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自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匕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第三十六章 盛宣怀打“野鸡”
【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
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
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
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英资怡和洋行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英资太古洋行）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的“宝华”号，麦边洋行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弧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两线作战。英国人赫德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 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後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协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白己那灿烂的尾部……
第三十七章 裸泳的奴家
【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
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
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潮水在退去，人们凉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