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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