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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专制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毛主席，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杨沫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得到真正评论家们的真诚支持与鼓励。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国青年》）称赞《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写、结构和语言三方面，茅盾也具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称《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国青年》）。巴人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1958年4月号《文艺月报》）当时人们称赞《青春之歌》，多是从她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必由之路”这一层面去分析。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或虽然感觉到却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独具的艺术魅力。实际上，《青春之歌》正是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并使这部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里，她记载了自己的设想：林道静仍然是主人公，她来到抗日根据地，工农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对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渐成长，到抗战胜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干部；卢嘉川没有死，被人从死尸堆里救活，在根据地与林相遇，林内心震动极大，她还在深深地爱着他。江华已成为分区司令员，他内心痛苦，觉得对不起卢，矛盾贯穿三个人的心灵。林道静成全了卢嘉川与俞淑秀的爱情；小俞、王小燕、许宁、罗大方都来到根据地，他们之间有共同理想，也有复杂纠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书的主旨。杨沫在日记最后写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
杨沫被不能写作折磨着，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那些深深搂刻在她心底的战友和群众在促动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狱中，刑场写诗吟咏，她更不得安宁。她想：我已是老蚕了，就让我把这点最后的丝吐尽吧。杨沫设法逃出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的学习班”，请假回家“养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偷偷写作。这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杨沫要写作，要把心中的纪念碑搬到纸上来，但在文化专制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条违反创作规律的道路。她感觉到了，但违心地在做。经过近四年的严冬酷暑，闯过病痛及人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共产党员曹鸿远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医学院女学生柳明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纯洁向上的姑娘。她抛弃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相识并相爱，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