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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三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左翼文艺遭查禁，革命作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们鲜红的血，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第一页”。葛琴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斗》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总退却》。这是一朵幼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艺表现重大题材的初步尝试。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阳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园丁的精心培植。鲁迅为《总退却》写了序，冯雪峰更是精心热诚地培植保护这棵幼苗。小说问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为笔名，在《北斗》杂志2卷2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对《总退却》的现实意义和青年作家的出现，给予充分肯定。
这两篇小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说法，这是“幼
稚的东西”。但这个“幼稚”却是不能卑视。两位作者，不用说是初
次在原稿纸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人，她们简直还不知道怎样去锻
炼句子。什么叫做小说的结构……，但是对于群众生活和斗争的
热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去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便成为她
们勇敢的试作动机，她们不过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
的、正在产生和将要更多地产生的无数青年群众作家之一罢了。
而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许要为“文学大家”和“赏
鉴家”们所鄙弃的，但对于同样“幼稚”的广大群众，却有很大的
意义和兴趣。不但如此，这样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们
是愈多愈好，因为这将造成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而伟大的那
强有力地感动着数千百万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将由这种多数
人的和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没有在《总退却》中完全实现。她没有真正深刻
地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
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们不能在作者所写的兵士的转变
过程中，同时明确地理会到上海战争的本质。
回顾葛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深感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样艰难、坎坷。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洒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记着作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三十年来，对于葛琴，从没有过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紧张的战斗之暇，繁忙的工作之余，琐碎的家务之后，是她创作的全部时间，“挤”又是她获得这些时间的主要方式。解放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构思成熟了，却没有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待下一次再重新构思，也毫不惋惜，从无怨言。
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一般说来，是作家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葛琴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她几十年来为人民、为革命所经历的痛苦、欢乐和追求，她执著于现实，而不拘泥于现实。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及作家个人的情感，三位一体，息息相关。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好人民。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经得起人民的考验，要挑得起人民给予他的重担。他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个人的得失荣誉，必须是确确实实真心实意地为了大众人民。”
真实，富有强烈的时代感，是葛琴创作的主要特色。鲁迅在《总退却》序言中曾说：“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血泪的控诉，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条主线。葛琴生长在高利贷残酷剥削的江南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村破产，农民濒于死亡的惨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细腻地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精神上的苦闷、迷惘，生活上的贫穷、无出路，内心深处的呐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说《骡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爷娘，他也恨他的爷娘，爷娘狠心把他卖了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说集《总退却》收了她“七·七”抗战前写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说《枇杷》中，作者对主人公小溜儿，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爱。小溜儿在批把丰收的季节，望着一枝枝枇杷果，馋涎欲滴，却没有人送给他一个吃，并遭到孩子们的奚落。趁母亲给人家做工时，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说的结尾，令人心酸落泪。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画幅。
抗战以后，作家阅历广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无论是从题材的选择，表达思想的深刻上，都迥异于她前期的作品。从描写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跳到另一个天地。《葛琴创作集》共收录了抗战时期的五篇小说，作品勾画了抗战时期中、上层各种各样人物的脸谱。有在游击区搞阴阳两面，专门进行政治投机的绅士；有骄傲自满、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政治工作干部；有每天无所事事、专横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写这些庸俗卑琐的灵魂时，运用了强烈的讽刺和揶揄手法，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些作品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绚丽多采的画面，而是通过对人物鞭辟入里的刻画，抓住了读者的心。
短篇小说《贵宾》（收入小说集《结亲》），写于1948年，当时被称为幻想小说。它描写的角度别开生面——事情发生在未来的国度。看来作家不是信笔写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出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严肃作品。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何等的醒目啊广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革命胜利前夕，向读者——广大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小说采用烘托笔法，细腻而集中地描写了一个被视为“贵宾”的资产阶级政客——陆锦霞，作家对她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的阴暗心理，以及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
陆锦霞是当时闻名的妇女民主会领导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恶这两个没出息的字眼……什么‘人民的勤务员’，即使要她参加，她对这一旷古未有的称号，也有从长考虑的必要。”她口口声声把年轻的共产党员称为“小共”、“小党官”。她来到莫干山疗养院，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轻蔑，她认为疗养院的负责人把那些“受伤的兵士，肺痨病的工人，农民之类塞进去……简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难。”她认为“革命的医生、护士全没头脑”，如果有人劝她到那里去休养，那简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陆锦霞同当时的世界是那样格格不入，“她一口气凝结在心底里，她简直悔恨做一个中国人，一个飘浮在这时代海洋里孤单的中国人！她突然紧抱住自己，觉得四顾茫然，连窗里那一片浴满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来了。”作家通过书中老头儿、革命老妈妈和一些年轻的农民之口，对她作了无情讥笑，说她“没有受过苦，不懂得革命是什么”，说她“白享革命的福。”
写得多么维妙维肖！三十年后再重新读它，仍然对作家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雾的犀利的目光，深远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中，这篇小说被人“对号入座”，加上了攻击江青的罪名，葛琴连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后，葛琴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写有《三年》、《女司机》、《海燕》，作家对不同时期的新型妇女给予热情歌颂。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时时想着把她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经历，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她访问过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搜集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和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故事，正当她准备将这些素材撰写成文时，“四人帮”一伙夺去了她的创作生命，封住了她说话的口。她只能把这些闪光的东西，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