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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
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
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
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