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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①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①胡绳、袁水拍：《追忆杨刚》。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
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
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
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
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
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
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