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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
贺敬之多年来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他轻易不用稿纸，而是酝酿呵，默诵呵，念念有词地写到小小的纸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构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一次，他是为了响应号召给孩子写东西，却没有想到给儿童写作却这么难！
是的，为孩子们写作，并非容易。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对儿童生活没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写得好。
柯岩看看贺敬之的稿纸，安慰他说：“你睡去，我来试试。”说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时她对儿童的感情及对儿童生活的记忆，都像海潮一样在心里汹涌起来。这一天，她一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起床后，半信半疑地读着，他的眼角渐渐出现了笑意：“真奇怪！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他很快帮助柯岩选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学》发表了其中三首，这就是1955年12月号上柯岩的《儿童诗三首》。
岁月的急流，在狂风暴雨中，已经走过许多顺利与坎坷的年头，但柯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却是难忘的。她说。“那天，那个平凡而又奇特的时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我被调到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组，开始了专门为儿童写作的生活。”她笑着说：“那时，我写得那么多，可能我当时的创作生活正处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学诗有三节。第一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的阶段，但三首小诗却得到了刊物编辑和广大读者那样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我们曾经处在一种多么美好的创作环境里——严肃、热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不是新社会，不是在党所培养的文学队伍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柯岩的儿童诗和儿童剧所以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是同她努力深入生活分不开的。她到生活里去，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像一位探知大海奥秘的潜水员，一直沉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为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感情、年龄特征、思维及行动特点，她走遍了北京的各类学校和幼儿园：重点幼儿园、一般幼儿园、工厂、农村、街道的幼儿园、学校，专业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少年犯管教所，并在一些学校讲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同不少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保育员和教育机关、幼儿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是好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成人中间的，因此，她除了深入学校、幼儿园外，还不断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努力使自己熟悉工农兵和各种各样的人，到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各类工厂、部队，去过新疆天山脚下、福建东海之滨、广西前线……多少年来，她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同时，也比较广泛地阅读各大名家及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并不断学习前辈及同辈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经验，对叶圣陶、张天翼、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陈伯吹、贺宜、金近、袁鹰、刘真、刘饶民、任溶溶、葛翠琳、杲向真……的许多佳作，她都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此外，还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柯岩说：“大人给孩子反复讲简单的故事是多么沉重的苦役呵！因此我写作时，不但努力千方百计地使作品吸引孩子，而且希望有能让大人也喜欢读这些作品的艺术本领。”她对自己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求很高，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
虽然，人们都曾有过辛酸或幸福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但要真正懂得孩子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理世界，没有一番艰苦的深入生活和研究是办不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柯岩写了大量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儿童诗和戏剧，主要有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