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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丰富纷纭，也显示了作者人生寻求的广阔。她也曾通过于斌（《全息照相》中的实验员），不苟且于生活而积极创造，对因袭保守的价值观念提出怀疑。于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努力寻求以自己平凡劳动为社会创造服务的自我价值。在五十年代的《红豆》中，宗璞曾经向我们展现那一时代青年的心灵世界。在那里，江玫以全部的赤诚把个人的理想、愿望、爱情献给了新诞生的社会。她意识到自己原有的，为她所眷念的世界与新的生活有着潜在的不和谐，她决断地否定了占据她的隐秘内心的一切，这对江玫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自我否定意识。生活在发展，而且是曲折地发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换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体现了生活的成熟。如今占据于斌内心的并不是那种否定自我以适应现实的意向。作家痛感个性的消失。从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寻找个性的复苏，这里，我们可以满听到作家跟随生活前进的、轻轻的、然而又是郑重的足音。
三、她有恒久的憧憬
——人间的友爱和温馨
像宗璞这样，以深受中国文化道德的浸润，深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又长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来人与人诚挚、单纯的关系之中的作家，她始终怀着人与人美好关系的憧憬，并渴求人情的温暖，是毫不足怪的。由于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触发，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蕴蓄了这方面的主题，并寄以深沉、炽烈的情感的呼吁。这其中，有对那个兽性年代践踏和污辱的愤激的抗诉；有对保持自尊、自爱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对业已失落的人世间温暖的寻觅。
《三生石》是一部描写灾难和痛苦的作品，却充满了对独立人格力量和对真挚的友谊和爱的赞叹。它在深沉而浩大的忧患背景上，写了菩提、方知、陶慧韵等几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灾难接踵而至几乎陷于绝境中，获得人生的坚信并战胜命运的挑战。他们不仅从梅、兰、竹、石等中国哲学和艺术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征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从老庄和排宗哲理中寻觅解脱困厄的津渡。他们的超脱和彻悟，相信无所求也就无所失的自我超脱，这当然显示了出世和虚无。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过超脱、避世的外壳，却强烈地显示了内心的执著人生，对生命充满信念的光辉。因此，菩提和方知，在当时沙漠般的世界上，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袭击，不畏惧，不哀伤，而是迎着苦难走去，在从容和缓之中，透出做岸和坚毅。这部作品惊人之处是，它创造了一种沉郁的以柔克刚的美。
人们往往会在蒙受苦难的时候，萌发起慈爱和友谊的渴念。“菩提和慧韵做邻居不久，便常暗自庆幸。在那残酷的、横卷着刀剑般的世界上，他们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块绿洲，滋养一下她们那伤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内，有动人的爱和友情。陶慧韵身上表现的友爱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抛舍自己的慈爱精神，都超过了她自身的负荷力。在这种沉重的超载中，作者让我们感知到人类的善良、坚忍和牺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写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难中的真挚的爱情。正如方知所说，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亲友商量，恐怕谁也不会赞成他的选择。但他凭他那充满感情的没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来到菩提身边。正是方知的爱使菩提这只飘荡的小船，从此依傍在三生石上，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同样，方知由于得到菩提爱情的抚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与生活的联系如此亲密并坚韧。当人们处以绝境无以自授时，这种心灵的接近与沟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线光明。
作为探求人生并投身于创造新生活洪流的一贵，宗璞对人们之间互相接近的渴求是热切的。她追求人与人在心灵上的默契和彼此间的互助互爱。她曾在访问澳大利亚谒作家劳森墓时，有感于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发出“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①的喟叹！在她表现新时期生活的作品中，始终回响着呼唤友爱的声音。在《米家山水》和《全息照相》中，我们会感染到一种人与人隔膜和互不理解的怅惘。当我们的作家追索《海的女儿》那个美丽的灵魂时，她萦念于怀的也就是那种为他人而牺牲的爱的崇高。我们甚至还可以从《米家山水》母亲口中“小星星，亮晶晶”古老而纯朴的儿歌吟唱中，接受友爱精神的陶冶，从而渴望自己也能如小小的星辰那样，互不排斥，各自发出亮晶晶的光芒，点缀那迷人的夜空。
宗璞确认：人生道路多艰。人们在战胜难关的人生途中，需要别人的慰藉和温暖。这一点，她与她的前辈作家冰心有惊人的相似。这当然不是因为她们都是女性作家，恐怕还在于，她们的身世、经历，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的缘故。在《寄小读者》中，冰心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撤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不是悲凉，竟是淡淡的幸福，是温馨的慰藉，使人们在爱和同情鼓励下，踏过荆棘，走过这一径人生长途。
四、她有宽广的艺术领域
——多样化的创作实践
人们认识宗璞，是从她的《红豆》所展露的艺术才华开始的。那时，她通过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江玫这样一个单纯、充满理想的女性形象，留下了那个历史大转折时代（解放前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真实的艺术造型。《红豆》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细腻的心理剖析，把那种理智要割舍面情感上又难以割舍的爱情，写得缠绵委婉。它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处于重大的蜕变和跃起的情感和心理的形象记载，而保留在新时代的人物谱系之中。
在宗璞这里，现实主义如一道生命水，队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潺潺流动。这股水后来曾遭到了阻碍，但未曾枯竭，而成为潜流。当1978年宗璞恢复创作时，它重新以动人的光彩涌出了地面。在《弦上的梦》、《三生石》中，我们依然感受到这一创作思想新鲜的生命力。
上述两篇小说，仍然通过平实的语言叙述，通过场景事件和细节组合描绘，再现了刚刚逝去的那一段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通过纯熟的心理感受的抒写，记下那个风雨年代留给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它仍然采用现实主义笔墨，把灾难中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写得细微真切，凄楚动人。
在宗璞创作的新的时期，她所一贯追求的现实主义，仍然保留着朴素平实，委婉情致的风韵。不同的是，它业已失去五十年代的单纯和透明感，代之而起的是特有的严峻、深沉，她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更臻于成熟。因为这股活水曾潜入地下，它毕竟积淀着大地的隐痛，毕竟经过地层的挤压和裂变。在《弦上的梦》里，我们忘不了这样的细节：乐（王君）打开书橱让梁遐找书看，这时梁遐触景生情，从爸爸也有许多书想到爸爸的冤死。她爱，她恨，但她没有眼泪。乐（王君）倒是希望她痛哭一场，以宣泄她心头过分的悲哀。“但是，梁遐冲进她的船里（她的床），只在书橱上留下两个指甲印。”这里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愤慨陈词，把最炽烈的情感都蕴藏在那深深的指甲印里。在沉静的表层下，奔涌着内在的烈焰。
如果说，宗璞在复出后的创作仍然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在行动，这只能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如同整个现阶段的文学一样，她的创作也面临一个新的开拓期。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催动新的艺术创造。她和许多活跃的探索者一样，以艺术家的勇气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试验。对这种情况总的描述应当是，宗璞在取得现实主义成就的同时，开始了对于业已形成的艺术风格的拓展与变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进行某种有意识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说过，“我自19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手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一种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①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笔下为什么会出现《我是谁？》、《蜗居》这样具有鲜明的现代倾向的作品来。《我是谁？》使现实的人变成了爬行的虫子。《蜗居》则使一个超自然的神秘的鬼蛾出现在人间。透过这荒谬的歪曲的形式，存在的却是最本质的真实。这样的笔墨，对于《红豆》的作者来说，不啻是惊人的巨变。无可置疑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在这里产生了异变，一种新的因素正在为作家所把握。如果我们对那个畸形年代把许多人“变”成“牛鬼蛇神”的污秽和屈辱仍保有记忆，我们一定能够理解这种变形的艺术形式。艺术变形正是生活变形的一种特殊再现。怪诞的鬼城就是那个颠三倒四的疯狂生活的变形写照。
宗璞没有硬搬外国的艺术经验，她是在进行艺术经验的融合与改造。《我是谁？》的创作手法，重在再现意识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