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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 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聂华苓
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一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
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
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
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
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
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
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
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
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
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三十年后——
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三十年后——归人扎记》）
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