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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完整性，便成小说了。”她认为人生的“生趣”，全在于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烬余录》里，记录下港战开始后那些“小我”的众生相。逃难的时候，宿舍里的学生“各自奔前程”。说到大家对战争的态度，她打了一个比方：“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吨，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悲观的，有失望的；她在电车里发现了原始的荒凉。港战期间，张爱玲到防空总部报到，参加了战时服务；这期间，由于战争的特殊感应，她画了许多画。她觉得她不久就会失去那点能力，于是悟出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个准的东西。”她对生活、战争、人的看法，是具体的，平视的，既没有理想的“光辉”，更没有政治的“高度”，大约与许多人不同，但她毫无掩饰，看法是她发自内心的。她非常实际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使她有了许多同情心。她的视角也许是她日后成为作家的重要条件。夏志清说：“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笔下有优美和丑陋的对比，在不断变更的无知环境中，“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
四
1942年香港沦陷。战争最终把成绩优异、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爱玲赶回了上海，在静安寺赫德路一百九十二号一幢公寓六楼六十五室同在外国人机构里做事的“单身贵族”、自己管自己的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从父母建造的物质“天堂”落入红尘，她得自谋生路，过一种良心愉快的生活，摆脱经济困境。在那个她生活过、学习过、寂寞过、孤独过的特殊地方开始了她的笔耕生涯。开始她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作剧评、影评，也为当过记者的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bnert）主编的《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杂志撰写“中国的生活与时装”、《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教育》等，以轻松活泼酣畅风趣的文笔向外国人阐释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她的“阐释”大获成功，备受好评，被这位德国人盛赞为“最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些英文作品后来都被作者译写演变为中文作品如《更衣记》、《银宫就学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等，都在当时的中文杂志发表过，并收入《流言》。她还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妻子·荡妇·孩童》、《鸦片战争》、《婆婆和媳妇》等文章，先后对《梅娘曲》、《桃李争春》、《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回春曲》等电影进行了评论。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亮相，她的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之后相继在冯和仪（苏青）主编的《天地》、柯灵主编的《万象》、吴江枫主编的《杂志》、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及《新中国报·学艺》等报刊上发表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及《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连环套》、《心经》、《茉莉香片》、《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雕》等重要作品。这前后几年，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是她走红上海滩红遍上海文化市场的鼎盛时期。
1944年，张爱玲二十三岁与胡兰成结婚。她的朋友炎樱和苏青是证婚人。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许多文坛人士和读者均为她感到痛惜。当她屡屡发现胡兰成确实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乱性男子后，当初她在婚笺上所写的“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美好愿望，完全化为乌有，这是她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创。在她对胡的感情彻底绝望后，遂于1946年与之分手。
1949年上海解放，她没有工作，靠稿费谋生，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连载苍凉的爱情悲剧故事《十八春》及描写一个婢女的不幸遭遇和新生的中篇小说《小艾》。1950年，在夏衍的举荐下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由于对新中国的陌生和疏离感，促使她以继续完成学业为名，于1952年经广州过罗湖桥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并写作，为《今日世界》撰稿。1955年旅居美国，翌年与美国狂热的工产主义信仰的作家赖雅（Fedinand Reyter）结婚，用英文写作再现那个时代青年风俗画的《五四遗事》，并自译成中文。1961年先后到台湾和香港收集写作资料，为电懋影业公司写作、改编电影剧本多部。1967年赖雅去世，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邀，赴英国剑桥任短期住校作家。1970年应邀至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73年从柏克莱迁居洛杉矾专事写作和读书，离群索居，不见人，不接电话，不与外界来往，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她是个顽强的人，虽然如此“隐居”，写作并没有断，用她的话说，为了还自己的债，她必须写，因为从前自己曾给自己许下心愿。在她的阅读生活中，她喜欢沈从文和老舍的短篇，认为读过的那些都是很精彩的；她很敬重鲁迅，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而鲁迅之后，可惜这种传统便中断了。她也读过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威尔斯（H．G．Welles）的作品，尤其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通俗小说。1994年，她在台湾出版了散文集《对照记》，因此台湾第十七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给了她，另外还荣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1994年最佳书奖。为了这个奖，张爱玲终于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寄了一篇得奖感言《忆西风》，12月3日该报发表了她的这篇文章。这是时报“人间”副刊十年后第二次发表她的作品。这一篇小文令台湾文坛欣喜若狂。虽然我刚接到她拒收的信，但读到她的文章也使我十分激动。1995年5月台湾举办“张爱玲文学研讨会”，同时举办“张爱玲影展”，这标志着海内外读者和研究家、文学史家们对于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致认同。
五
她不喜欢父亲，也说不上对母亲有多少深挚的爱，但除了天赋，父母毕竟为她走上文坛搭起了最初的阶梯。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她虽然多年不在张爱玲身边，但就是她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会话、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还有曾和她母亲一同出国留学的姑姑，对她的人生教育及语言的“学习”和操练上，都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一是需要生活、生活的深厚积累和对于人生的认识，二是需要感情和同情心，三是需要知识——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张爱玲具有士大夫阶级和下层人各种生活的感性知识，既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天津和上海和香港的丰富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加之天赋，终使她在二十几岁惊动上海文坛。
她的一生，是在稿纸格子里跋涉的，有歇息，而没有停顿，有高潮低谷，而没有结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她的作品出版，计有小说集《传奇》（1944年，上海杂志社）、《传奇》（增订本；1947年，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85年，上海书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张爱玲小说集》（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金锁记》（1983年，香港女神出版社）、《张爱玲研究卷》（唐文标编；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多少恨》（1987年，花城出版社）、《回顾展1——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回顾展2——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散文集《流言》（1945年，上海中科公司；196B年，皇冠出版社，香港得益出版社）、《余韵》（1987年，皇冠出版社）、《都市的人生》（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对照记》（1994年，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长篇小说《十八春》（1951年，上海《亦报》出版社；198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8年，皇冠出版社）、《赤地之恋》（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1956年英文版；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怨女》（1968年，皇冠出版社）、《半生缘》（1968年，皇冠出版社；1987年，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上海《亦报》连载；198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散文小说集《张看》（1976年，皇冠出版社）、《红楼梦未完》，散文小说电影集《惘然记》（1983年，皇冠出版社）、《续集》（1988年，皇冠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太太万岁》（写于1947年，1989年5月 25日至30日连载于台湾《联合报》），红学论著《红楼梦魇》（197年，皇冠出版社），译著《国语〈海上花〉》）（1981年，皇冠出版社）、《老人与海》（1955年，香港中一出版社）、《无头骑士》（1955年，香港今日世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