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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留英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平凡的日夜，在她以后的创造中留下了印迹。在《山居散墨》中，有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随笔——《模朗吟教授》，文章歌颂了一位英国老教授模朗吟女士，她得知儿子在前线为国牺牲了，但照样登上讲台。袁昌英用动人的笔触，描写教授不屈不挠、敛神忍痛，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表现出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一个东方女子在西方求学，同样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袁昌英这篇随笔就是很好的记录。
经过五年攻读，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性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更少。为此，路透社发了消息，中国报纸也登载出来。1921年，袁昌英回到祖国。
这时，父亲已经续弦，并又有了子女，但袁昌英与比她小许多的同父异母弟妹，感情极好，一家人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如今几十年过去，袁昌英远在美国纽约的大弟袁昌雄，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姐姐的拉丁文是她的专长。英国文学也很深入，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音调舞台味很重，也很准。她乐此不倦……”就在这一年，袁昌英与杨端六结婚，她二十六岁，他已三十六岁了。婚后，袁昌英留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书，她的丈夫又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静远出生。为了在法语和法国文学上进一步深造，袁昌英把女儿交给父亲和继母，于1926年，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
在巴黎，袁昌英结识了陈学昭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远在异国，袁昌英经常想女儿想得哭起来，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日益加深。有一次，袁昌英与少女萧君步行回寓，这是一个深秋的月夜，整个巴黎已经酣睡。袁昌英描写道：“忽然又从天外，其实只是由邻近的巷内，飘来一阵洞萧音乐，音节的凄婉，情趣的别致，迥非西人所可能，入耳即我国人的特技。我与萧君不约而同的立住了脚，敛神静听，将这一段清越如泉涓，浑厚似松涛的妙乐，揽人性灵的深入。”《关于莎乐美》，收在《行年四十》）只有日夜思恋祖国的游子，对巴黎月夜的萧声，才能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污泥浊水，对身临其境的袁昌英是深有感触的。她在一篇散文《巴黎之夜》里，极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妙龄女郎的惨死，揭示出丑恶思想对人的毒害。
两年之后，袁昌英又踏上了归途。
三
袁昌英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她的丈夫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们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篮桥，周鲠生、李四光、杨振声、刘秉麟、汤操真等，是与他们夫妇来往密切的朋友。杨端六在朋友中声望很高，在经济学方面已是学术权威了。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异常兴奋，她带着女儿先行来到武汉，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时，却有风言风语，说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为此，她十分生气。其实，杨端六是一年之后才到武汉的。袁昌英认为妇女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在社会上自主自立，不依赖男人。
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如今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在珞珈山时，我母亲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书房里，除了沿两面墙的书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文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卡片柜，一屉屉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迹抄着中外文资料。我母亲性格开朗、豪爽、热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热爱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来，不论年老的、年轻的，都喜欢和她谈，谈的多是中外文学轶事。来往较密切的有陈源、凌叔华夫妇和苏雪林先生。我母亲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她也热爱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赋，常独自大声吟诵，读到爱国诗词时，常常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小学毕业后，她就注意在文学上培养我，亲自辅导我学英语，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她喜欢李白、白居易、李后主、李清照、苏东坡、陶渊明，她的性格既热情奔放，又恬淡豁达，我小学毕业后，她教我读《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赤壁赋》、《出师表》、《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来。我父亲则教我读四书，也是成本地背。他们对子女教育很严，我家孩子虽少，又生得迟，但并不娇惯。他们教导我们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做诚实，正直的人，要实干，不慕虚荣……”
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教授回忆说：“袁昌英先生那时任武汉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国语——法文。当时，法文有两个班，另班同学争相到袁先生班上听课。至今武汉大学老教师中，不乏曾从师袁先生学法语而得益匪浅的人。袁先生爱好读书，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颇大部分用来买书，解放后，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袁先生一生主要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妇女教育，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
四
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袁昌英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在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她于1929年写成《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戏剧集，包括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以及《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个独幕剧。另有未结集的《文坛幻舞》（1935年4月号《文艺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国女作家群中，是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
著名汉乐府民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这个美丽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忠贞的爱情和抗争精神。袁昌英的剧本就取材于这首长诗。她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生、社会、戏剧的理解，侧重表现的却是母爱与夫妻之爱之间的矛盾。她在剧集序言（一）中写道：“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别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了。假使遇着年纪还轻，性情剧烈而又不幸又是寡妇的，这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袁昌英就是基于这种动机，创作了这出剧。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一书中的第五十一章《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里，评论说：“婆媳同居的结果，那个做媳妇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尝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隐痛，用极深刻极细腻的笔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写成悲剧的主人公，使我们同情都集中于她身上，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见。”可见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是与众不同的，但她把母爱与夫妻之爱的矛盾过分绝对化了，没有把这一矛盾冲突的本质——社会的弊端捉到，这里反映出袁先生早期研究及创作中存在的局限性的一面。但她的剧作往往被一种理念所支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袁昌英对于戏剧的艺术力量，是刻意追求的。她认为一篇戏剧内的人物、对话、情节、布景、音乐等，虽然各个或许有各个的特点，然而共同的目标是，要产生一种惊人的调和和动人的意境和幻觉。因而她的剧本在当时是产生了影响的。
其他五个独幕剧都是现代剧。《活诗人》描写三个男青年追求一位美丽聪明的女郎，他们作诗比赛，谁第一谁就赢得姑娘的爱情，结果一个为拯救牲灵而忘却作诗的青年，获得第一。剧尾写道：“诗人必有诗人的人格，诗人必有诗人的情感。没有真挚的情感与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诗写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活生生的诗人……”这里，正表现出作者对于诗人、作家的思想、品德、创作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也是对当时文坛风气的针砭。《究竟谁是扫帚星》和《人之道》，都是表现婚姻恋爱问题的。“五四”以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恋爱，这是一个新的解放。但某些个人主义者，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牺牲别人，见异思迁，这种人为袁昌英所痛恶，成为她鞭挞的对象。《究竟谁是扫帚星》里的男主角宣称：“我的行动有害于社会，或有益于社会，我都不管。”他明知对不住别人，但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作扫帚星，不顾一切地撞去。《人之道》中，严肃地批判了负心抛弃妻儿的留洋学者。剧中梅英的道白，正是作者要说的话：“现在这种晃着西洋文化作护符的鬼男女，简直是些野鬼饿兽……你看现在这班称为新男女的罪恶！这种灭绝信义，不顾羞耻，欺善凌弱，自私自利的举动，就是他们所谓人道，所谓人权，所谓新信仰，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