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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
这是一幅具有真情实感的纯真的艺术品，它袒露了一颗炽烈而赤诚，坚贞而痛苦的纯洁女性的心。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
“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去大声宣布：“我
献出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无话可说了。我想退
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
还有自己的生命！”
多么无私而又坦荡的情感啊！像珍珠一样闪光，像水晶一样透明。文章中，韦君宜还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告诫那些“高谈和平”的学者们和“抗战与己无关”的中、上层人们，不要侥幸，不要逃避，战争的灾难总有一天要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于是明白，为什么还以为我们现在可以讲和，可以不抗
战？为什么有人还在为自己的子孙ＸＸＸ的私人生活打算？为
什么有人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的所有完全交给抗战？是因为自
己还觉得可以跟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日本没有给自己损害，觉得
日本不至于刚好就把自己那一份抢了去吧？是罢？可是朋友们！
当我接到这一噩耗的前一天，前一时，前一分一秒，我也没梦想
到，这件事竟会掉在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