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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从1935年开始写作迄今，断断续续已近六十个春秋了。呈现给读者的结集作品有，谈青年思想的论文、散文集《前进的脚迹》，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与人合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怀集》、《似水年华》、《故国情》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等。
她的创作历史，在我国现代文坛上不算短，在过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见的。几十年来，她为铸造美好的灵魂，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花费大半生的心血，也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花朵。
吮吸知识的乳汁长大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末去日本留学，民国初年回国。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回国以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是长女，家里对她虽然娇宠，但不过分溺爱。父亲自认为和别的旧式封建家长有不同之处——主张男女平等，对儿女的功课要求得非常严格，让女儿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所以韦君宜除了到学校上课之外，父亲还亲自教她诵古文，读日语；还要她课余攻读英语、数学。由于父亲“望女成龙”心切，常常在学习上给她加码，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女儿不是父亲想象中的一块全面发展的材料。她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日语也学不进去，到考试时几乎全忘光了，英语也只勉强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维却显得特别发达，在父亲严格要求的缝隙间，她把家里存放的一切旧书，包括诗集、历史通俗演义、政论、弹词、小说……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虽然只知道十二钗作诗游园很好玩，别的什么都不懂，也总算是浏览一遍了。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的穿戴总是严格限制。寒去暑来，一年四季的衣服，从选料、样式到缝制，全由母亲代办。从女儿懂得穿着打扮起，直到读大学，母亲从未允许女儿自己到绸缎店去扯过一件衣服料。父母亲常常以“我的女儿不讲究打扮”作为向朋友的一种夸耀。这就养成了韦君宜多年来不修边幅，不讲穿戴的习惯，直至今日。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买书却是很放纵的，他们任由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女儿到书店挑选。《小朋友》、《儿童世界》、《白话文选》等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她随心所欲地买，回到家又贪婪地读。就这样，幼年时代的韦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许多完全不适合她年龄特点的书，开始知道了胡适、梁启超、鲁迅……在书本上广泛地接触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在韦君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她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中学时代，韦君宜是在著名的南开中学度过的。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这里不仅给了她人生的启示，而且赋与她创作的智慧。至今，韦君宜谈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恋，并带有感激之情。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补考，两科不及格要留级。但同时，又让学生在课余办刊物，轮流当编辑。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还经常举行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对优胜者发奖品。韦君宜的兴趣、爱好很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一颗等待萌发的种子找到了适合她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她在文学方面孕育的才能得以发挥和显露。韦君宜在历次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级时曾得过一块银牌和一本《世说新语》。
南开中学的教师是聘请当时最为优秀的学人。韦君宜在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进步教师，叫田聪，他曾和几位青年朋友办过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写作。他教同学们有选择地读新作品。韦君宜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阅读了《北斗》、《文学月报》等；接触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学，读了《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长夜里，好像天空中倏然闪过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奋，感到世界有了生机。
一次，韦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后，老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并鼓励她说：“何不学习写小说？”还告诉她学文学要打基础，要多读一些世界名著。韦君宜按着老师的指教，老老实实地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当时时髦的辛克莱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中学教这群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大学的授课方法了。他把中国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自由圈选，教学生们从头读起，由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至元曲为止；他还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韦君宜极力适应孟先生的授课方法，经常去书店，就在这一年里，她学会了到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去选购线装书，书店的伙计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钻故纸堆的少女。高中毕业时，韦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读〈陶渊明集〉》。那时候，“学者”的头衔对韦君宜有着强烈的诱惑力，故纸堆、书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赖以生存的极乐世界。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