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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起码的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的基础；二者，解放后是共产党相关各级的种种切近实际的照顾政策让陈寅恪的幸福生活从历史逻辑上的可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有的作品带着后来者精明的迂腐总是喜欢把陈寅恪的生活涂成一种灰灰的样子，笔者颇之不许，“灰色”涂抹的越是缜密和貌似真实越是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对因果分析的依赖不应成为人们描述历史时有意将刻骨铭心的局部进行放大铺叙的借口甚或是理据，这种做法理论地来看根本站不住，即便从效果上来讲这或则可以吸引不少文化消费者的驻足和瞩目。
回到美丽的康乐园。
尽管在这里陈寅恪的生活行止备受优待和礼遇，但安适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还是阻止不住人的怀旧思绪。毕竟京华的生活镌刻着自己一生最最绚丽的一段岁月。国学研究院时的陈寅恪身体还相当康健，与静安、任公等人的共事也充溢着快乐，“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时的才气淋漓和挥洒自如，手植
海棠时的适情与惬意，琉璃厂的书肆，北京城的名吃，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被剔却了清苦与不适的旧北平，总是不时地唤起陈寅恪的回忆。1950年，61岁的陈寅恪收到朋友寄赠的旧日清华园故居的绘图，而后颇有失落地发现当年自己手植的海棠没有了，这让他很觉得悲伤甚至有些气愤。显然，迁居岭南的陈寅恪对自己的清华园故居事实上还非常怀念，经常会梦到那些熟悉的物事（1951年《改旧句寄北》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句。1952年《壬辰春日作》有“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句，大约也和此处所言事有关），可惜没有神灵的护佑，自己亲植的那株海棠就像被人放火的
圆明园一样毁掉了。那座璀璨辉煌的园林寄托了大清王朝的上国沉梦，而那株小小的海棠实在也是托寄了流寓他乡的游子对故园的深切怀念。
同一年，写下海棠诗之前的1月份，陈寅恪的一首答客诗显示友人的问候甚至勾起了他对当年游居香港岁月的回忆：“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甲兵洗，偷生争为稻粮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命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第二年听闻琉璃厂近况后感慨系之的陈寅恪又挥毫写下了另一首怀念诗，题曰《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说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詑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琉璃厂，北平，陈寅恪总会时不时地记起曾经的京华旧地，曾经自己论学切磋、传道授业、挥洒才情、优游沃野的文化旧地。
当然，往日的北平，新中国的北京，也没有忘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开坛讲学的陈寅恪。此种挂念至少在陈寅恪离京后的第二年就在横飞南北的鸿雁中明确化了。到1949年10月，南来不到一年的陈寅恪已经在为此向北方的朋友回信致歉了：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顷奉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大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尊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覆，顺颂
研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
清华园十分盼望举身岭南的陈寅恪能重回旧地讲诵研习。从回信内容来看，吴、叶二人的信显然感动了颇有些流民心态的陈寅恪，大约吴、叶的邀请，特别是信中对当年京华岁月里彼此交谊之类物事的怀想，勾起了陈寅恪对既往生活的无限回忆，所以他才在信末又一口气列了五个人的名字。这里镌刻着的是陈寅恪与北平学界昔日友朋间彼此信任、倚重和相互挂念的高义与深情。后来，1956年，由北大调南开兼作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亦曾专电希望其能往游天津讲学，一样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陈寅恪婉拒，所谓“近数月来血压较高，中大又开课在即，故不能旅行”等。
实际上，邀请及往迎陈寅恪北返的还有郭沫若、李四光、汪籛等，不过与吴、叶、郑的邀请不同，前者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陈寅恪在第一次交待底稿上说，“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作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
当时所派之人即陈寅恪昔日的学生汪籛。
颇有才华的汪到达中大时还是1953年的冬天，而且还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的劝行信。11月22日早晨陈寅恪在由唐筼带写的答覆中提出了两个现今人们已是耳熟能详的条件，一、允许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冼玉清试图劝说陈寅恪的顽拧，得到的回答是“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同汪籛作了一次长谈，口述长文一篇作为总答复：
陈寅恪自述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于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苦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没有了陈寅恪的北京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所以连科学院也忍不住要请陈寅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