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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无心收复中原，使他们彻底失望。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具有正宗华夏文化色彩的思想作为精神的慰藉，道教恰恰符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金、元统治者及时加以利用，结果使新道教反而成了他们辅助统治的工具。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喆（1113 年——1169 年），陕西咸阳人。他幼习儒业，长入府学，本希望以儒术经世。青年时代恰逢宋金战争，报国之望破灭。在金代他也曾几次试图从科举出身，但皆未能如愿，心灰意冷，遁入教门。王喆出家修道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磨练，他掘地穴居，内修丹道，外佯疯狂，人称“王害疯”。后他云游到山东半岛，打出了全真旗号，发展教徒，先后收留了马钰（1123 年——1183 年）、孙不二（年——1182 年）、谭处瑞（1123 年——1185 年）、刘处玄（1147 年——1203 年）、丘处机（1148 年——1227 年）、王处一（1142 年——年）、郝大通（1140 年——1212 年）等七大弟子。他们长期追随王喆从事创教活动，成为全真道的骨干。传统道教讲究个人修炼，因而组织松散，全真道借鉴佛教的丛林制度，在山东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三光会”等五个教团组织，道风朴素，纪律严明，在民众中获得了好评。王喆死后，相继由马钰、王处一、丘处机掌教，教团队伍不断扩大。金廷也转而从压制改为拉拢。金、元之际，南宋、金和元三派政治势力都派使者来邀请丘处机，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作了一番权衡，最终决定接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不顾七十高龄，远赴雪山绝域，到蒙古军队的大营所在
② 《悟真篇·序》。
③ 《悟真篇·序》。
地和林拜谒太祖，因而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为全真道在元代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真道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三教合一，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大潮流。他们以内丹道为基础，但是宣扬“先性后命”，以此与金丹南宗相区别。
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禅宗的“直证本心”和理学的“主静立诚”，认为：
“人之修行，先识取性命宗祖，然后真以保命修行。”①修性功夫就是要在反观内省上著力，因为人之真心圆满自足，清净不染，只要反身识取，“全其真性”，即可获得一个圆满的人生。王 喆将新道教命名为“全真”，就是取“全本无亏，真元无妄”之意。从全真哲理出发，他们对“成仙悟真”进行了新的证明。王喆认为传统道教所宣称的肉体成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②，“欲永不死而离凡，大愚不达道理也”③。真正的长生，乃是对真性的识取，精神的超越，丘处机说：“所以不言长生，非不长生，超之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①这样的“长生不老”，和佛教的“顿悟涅槃”，儒家的“存诚立性”已经相去不远了。
河北新道教还有两个流派，即太一道和大道教。太一道创始人肖抱珍（？——1166 年），生当宋金交兵激烈之时，摆脱异民族统治的强烈愿望和南宋王朝的腐败无能恰成反照，对现实的无望使他转向宗教，欲效法汉代道祖张陵，创教以号召人心，积蓄力量，以图将来。太一教以崇拜太一神而得名。太一本是先秦古籍中对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混沌状态的描述，汉武帝时才上升为人格神，具有主宰四方之神的至上意义。肖抱珍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可是创教之后，金廷迅速召见了他，并赐以观额，使之在维持现行统治的轨道上发展。肖抱珍去世以后，其徒韩道熙（1156 年——1189 年）成为第二代祖师，并按照本教规则改姓教主之姓。三祖肖志冲（1151 年——1216 年），四祖肖辅道（1191 年——年）、五祖肖居寿（？——1280）、六祖肖全佑、七祖肖天佑，以下传承世系不详。总体来讲，太一道在金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在元初曾兴盛一时，不过由于其自身理论缺乏，道徒文化素质不高，数传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大道教入元以后又称真大道，由刘德仁（1122 年——1180 年）创于金初，他本是一名举人，适逢靖康之变，不愿仕金为官，但也无力组织抗金，唯有创教以慰藉心灵，以教团联络自保。大道教以重视宗教伦理而著名，他们吸收儒、释而订九条戒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刘德仁又以祈禳治病称名于世，据记载他“治病不用药，仰面视天，病无不愈。”
所以在朝野很有名气，吸引了大批教徒。大道教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金廷的注意，金世宗曾召见过刘德仁，赐号“东岳先生”。刘德仁以后下传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五祖郦希诚、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九祖张清志等。在郦希诚时，正逢金元之交，由于他的杰出活动，大道教曾兴盛一时，至元末逐渐衰落。大道教衰落
① 《晋真人语录》。
② 《立教十五论》。
③ 《金关玉锁诀》。
① 《重阳授丹二十四诀》。
的主要原因也是未能建立起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仅仅依靠宗教领袖的 个人品质和魅力，终难流传久远。
十七、东亚地区佛教的传播与繁荣
佛教在印度创生之后，先是经西域传入中国，然后再以中国为中介， 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中 国化色彩。佛教传入后便立即在当地生根、发育，成为东亚诸国民族精 神中的重要成分。
1．朝鲜佛教的兴衰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佛教传入中国 不久，便开始有僧人向朝鲜传教，此时适逢朝鲜的三国时代。
（1）三国时期佛教的初传与发展
公元 4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在朝鲜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国家：高 勾丽、百济和新罗。高勾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首先从中国接受了佛教。 据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载：在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 372 年），有前秦僧人顺道到达高勾丽，送来佛经、佛像。二年后又有阿道 来传教。高勾丽王为顺道建立肖门寺，为阿道建立弗兰寺，佛教事业从 此开基。到广开土王三年（公元 394 年），平壤已建寺院 9 座。
百济在朝鲜半岛中部，佛教传入稍晚。枕流王元年（公元 384 年）， 印度僧人摩罗难陀从东晋到百济传教，受到国王的热情欢迎。第二年， 摩罗难陀在汉山建佛寺，度僧 10 人，以后佛教迅速流布全国。百济国王 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建寺度僧，派遣学僧赴东晋留学，又 遣僧人到新罗和日本传教，把百济变成了佛教的二级中转站。
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最快。大约在高 勾丽传入佛教 50 年后，有一名墨胡子的僧人到新罗传法。当时梁朝使臣 送来了一批礼物，其中有香，新罗人皆不知用途，墨胡子告诉他们，焚 香可以发愿、乞灵，向三宝祈祷，新罗人始知有佛。当时朝内有的大臣 拥护佛教，有的反对佛教，国王近臣异次顿自愿舍身殉道。据说杀死异 次顿时，他的头飞上庆州的金刚山，脖子里喷出数十丈高的奶白色血， 还发生了大地震。反对佛教的人大为惊骇，不敢再诋毁佛教了。以后新 罗国王建了许多寺院，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并派遣大批学僧到中国求法， 产生了一大批名僧，其中圆光法师最为著名。圆光（公元 532 年——630 年），俗姓陈，25 岁到中国求法，兼学儒术。他对《成实论》、《大涅 槃经》深有研究，又曾讲解《般若经》和《摄大乘论》。在高勾丽、百 济攻打新罗时，他代表国王向隋朝请求增援，并且回国抗战。在反抗外 敌入侵的环境下，他提出了“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 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显然他是把儒 家伦理和佛教五戒结合了起来，用于战时环境，朝鲜的佛教从一开始便 具有了“护国”的色彩。
（2）新罗统一时期的佛教
新罗王朝联合隋、唐，逐渐吞并了高勾丽和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 的统一。当时中国国内也是政治统一，佛教发展出现了鼎盛局面。受中 国影响，新罗王朝的佛教也开始走向辉煌。
元晓（公元 617 年——？）大师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僧人。他自小出 家，31 岁时与学友义湘共同赴中国求学。途中夜半遇到风雨，他们到一 土窑中躲避。元晓口渴，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有水处，痛痛快快地喝了一 气。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坟墓中，夜间所喝之水竟是死 人骸骨中积存的。恶心之余，心中忽有所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 故龛墓不二，”“心外无法，何为去唐求师？故不赴唐”。元晓的经历 颇似日后中国禅宗的“开悟”。他返国后，或入酒肆猖寮，或持金刀铁 锡，言语狂悖，行为乖张，但是他的佛学理论是无可否认的。国王请为 《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之日，国王与众大臣临门听讲。他所作《大 乘起信论疏》称为“东海疏”，连中国名僧法藏作《大乘起信论义记》 中皆多引用之。他另外还有许多著作，在当时的佛学界声望巨大。
义湘（公元 625 年——702 年）是朝鲜华严宗的创始人，他到中国后， 在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研习《华严经》。回国后在太白山奉敕建浮石 寺，聚徒讲解《华严经》及其有关论、疏，名声广被，弟子众多。他本 人著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等，朝鲜的华严宗从此流 传。
圆测（公元 613 年——696 年）大师是朝鲜法相宗的创始人。他出身 于王族，到长安慈恩寺求法，成为玄奘大师手下的得力助手，协助译经。 著有《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