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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00年到1750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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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0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000余人，资产高达 1200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发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000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首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