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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四川的小城市流向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心向往之的移民中心城市—深圳。这种经历也许是确保张新民始终能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难并搜集许多细节加以视觉化的根本保证。但是，与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相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新民与这些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摄影就不真诚，甚至还有榨取之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阶层高下落差的平等，其摄影就能够是真诚的？我们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拍摄者的关注对于现实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而且既然是被命名为“底层”，无论谁来表述，除了“底层”自己，其实早就是一个“上层”表述“底层”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但确实需要尽量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碍于社会阶层的高下差异而不去表述他们，那么他们的处境与问题首先就面临无从让人知晓的问题。所以，问题首先不是由谁来表述才是合适的，而是有没有人表述。当然，由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是理想的，但这有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进步与他们自身状况的全面改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只是等待“底层”自我表述的开始而袖手旁观，那“底层”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底层”作为“被表述”的对象，是“表述者”的“他者”。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一致。由于经历、价值观、教育背景等的差异，指望双方一致认可的表述永远是天真的幻想。变形甚至是扭曲（最好不是故意的）则是必然的。但是，“底层”必须“被表述”，因为在“底层”获得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基本权力之前，他们的境况首先需要“被知道”，而此时有人代言是必要的。只有他们“被知道”，才有可能为他们获得发展自身、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字的、视觉的，抑或是文字与视觉的双重的代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需的。张新民的视觉与文字的代言，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底层的存在与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就有着实际的意义。
序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3）
当然，也有人尝试过让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比如给他们发照相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然而，那也毕竟是被动的参与，一次性的临时参与。从这么一种短暂的过程中，要激发、培养出一种健全的主体性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制度与环境还没有获得基本的准备前，由有社会良知的各方人士为社会底层代言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即使不是完全有效。当然，与此同时，如何促进可以使得底层能够自我表述的制度与环境的准备与建设，如何尽可能缩短底层由他人代言的过程，如何触发底层自我表述意识的生成，如何提升底层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扩大底层自我表述的空间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代言表述的悖论效应。张新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实。他曾经拍摄报道过无奈搭建在城市边缘的棚屋区，他的意图是让人知道有这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思考如何人性化地解决。然而，他后来在送出稿子后又有点后悔，生怕这种稿子令他们连这最后的栖身之处也要被剥夺贻尽。收入他书中的一篇《羊城晚报》编辑颜长江的按语就如实地反映出张新民的矛盾心情。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已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10个平方住10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做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污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此文道出了现下中国包括有良心的记者在内的有话语权的各方人士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从伦理上说，为底层代言是道德的，但这种代言反而有为行政利用反而使自己陷于不道德之窘境。“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说出了这么一个两难。在一个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与社会援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许多当事官员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刁民”来称呼百姓，习惯欺上瞒下搞政绩求升官的地方，报道了底层的苦难却反而给已经无法再往更底层下降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又给急欲显示权欲者创造了弄权、炫权的机会，这怎么不让正直的记者踌躇再三？但是，不拍摄、不代言又会怎么样？ 在这样的困境中，摄影的无力感就非常明显。如果不与社会其他各方联手，仅仅是摄影与文字的呼号就显然远远不够了。因此，我们在庆幸有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为农民工代言的同时，我们还想进一步发问的是，像与里斯全力合作翦除纽约贫民窟的中国的罗斯福们又在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并不像国外的民意代表那样大多数是民选专职代表，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太多时间代表人民，为包括底层在内的人民代言。但是，我们仍然想要发问，在丑陋与不义嚣张横行的今天，只求“政绩”的官员、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可以在记者“发现”了一些情况后，像罗斯福那样，主动与记者联系，一起展开调查并进而革除一些社会痼疾？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做到，那么人民的政治家想来也不难做到。当然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罗斯福与里斯的合作也只是例外。因为从本质上说，官员与记者不应该是如此相互信任、合作无间的，而是应该相互戒备。只有相互戒备才能保证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从事。但民意代表与有良知的记者相互配合，共同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合作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行政保持压力，展开督促。但如果记者们捅出社会问题，而记者与行政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时候，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难道只是依靠或相信行政的愿望与能力？如果不能，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我们选出的那些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介入到这场力量博弈中来，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场需要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参加的力量博弈中，立法者往往缺席。于是，记者与行政的较量就往往成了一场没有悬念的博弈。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吁，我们需要像罗斯福这样的负责的作为民意代表的政治家与记者一起关注现实。整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制衡机制，与社会问题作殊死斗争的记者，仍然只是与风车对打的唐吉诃德一个。
序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4）
我们同样还需要制度层面对于社会进步的各种推动措施。比如，就像里斯的书在当时的美国成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推荐图书一样，张新民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参考读物？尊重人的意识的培养与推广，一是要从小开始，二是要整个教育系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够将此类图书作为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与同情心的参考图书？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了如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配合。而这就是纪实摄影渗入人心、如何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所能仰仗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当然，摄影家本身如能更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种与社会的互动中去就更好了。 现在有许多严肃的纪实摄影工作者与记者抱怨摄影不受重视，摄影无法在公共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理解、不重视摄影，而是许多权力者与趋权者太善于利用摄影。他们太熟谙利用摄影为自己的政治形象上彩，利用摄影帮助官员打造形象工程，利用摄影为自己谋取私利。应该说，摄影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到了极点。摄影从来就是政治的，而且作为政治的摄影往往为一小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人不是不重视摄影，而是重视摄影过头了。他们重视在明信片上印出光鲜的城市，他们会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做城市形象宣传样本，而其中往往就有利用电脑造假的照片，他们浪费大量公帑搞什么一日新貌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