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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靴又走近了。门打了开来。奥勃良走了进来。
温斯顿要站起来。他吃惊之下，什么戒备都忘掉了。多年来第一次，他忘掉了墙上的电幕。
“他们把你也逮到了！”他叫道。
“他们早就把我逮到了，”奥勃良说，口气里略带一种几乎感到歉意的讽刺。他闪开身子，从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胸围粗壮的警卫，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
“你是明白的，温斯顿，”奥勃良说，“别自欺欺人。你原来就明白，你一直是明白的。”
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是明白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他看到的只有那个警卫手中的橡皮棍。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脑袋顶上，耳朵尖上，胳膊上，手肘上——
手肘上！他瘫了下来，一只手捧着那条挨了一棍的手肘，几乎要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花，什么都炸成了一片黄光。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一棍打来会造成这样的痛楚！黄光消褪了，他可以看清他们两个人低头看着他。那个警卫看到他那难受劲儿感到好笑。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
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着，捧着他那打残了的左臂，毫无办法。
第2节
他躺在一张好象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象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
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
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象自已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锣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象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赐，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得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徒然地想来个折衷，对自已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象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歇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渡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敲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
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五、六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正自己做过的坏事。在经过好几小时的拷问而精疲力尽之后，甚至听到这样的软话，他也会泪涕交加。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事实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互无关联地出现，好象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
他在一个牢房里，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有亮光，因为他只看见一双眼睛。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地准确地滴嗒响着。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给吞噬掉了。
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在看仪表。
他给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一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他什么都招认，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都招认了。他把他的全部生平都向听众说了，而这些听众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勃良，裘莉亚，却林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
潜伏在未来的可怕的事，却给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有痛楚，他的一生全部都摆了出来，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他在木板床上要坐起身来，好象觉得听到奥勃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勃良，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奥勃良一直在他身旁，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奥勃良是这一切事情的总指挥。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勃良。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缓一口气，什么时候该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该让他睡觉，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提出问题，暗示要什么答复的，也是奥勃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着了以后，还是正常睡着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他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你已有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完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奥勃良的说话声，但是这同七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他不记得拷问是怎样结束的。有一个阶段的黑暗，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逐渐在他四周变得清楚起来。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每个要紧的节骨眼上都给牵制住了，甚至他的后脑勺似乎也是用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他的脸从下面望上去，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得多了，大概五十来岁。他的手的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