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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1993年我听盛洪提到这门学科；表示没听说过，盛洪笑话我，说不知道就对了，经济学专业，岂能谁都懂？后来听了他们天则所的几次讲座；又读了一本介绍制度经济学的小册子，不禁神往。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七；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它的影响。至于写作深度，它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真到了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这不是嫉妒。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原载2005年1月1日《文艺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8节 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
秦巴子
在我们这里，有畅销书这么档子事吗？说老实话，我很怀疑。我只知道，有些书在市场上是销得不错，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但那畅销的就算得上是畅销书吗？论销量，中小学课本大概在国内算是销量第一，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不算畅销书；排第二的应该是教参教辅类，也不能叫畅销书吧；很多年以前，语录本销量极大，算不算畅销书呢？国外的情形，好像是《圣经》的销量最大，但那不是在畅销书之属。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对畅销书似乎有些不太严格的定义，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我们这里有的只是畅销的书——更多的是一种阅读时尚使然，所以我的不读畅销书可以转换成我不喜欢追赶那阅读时尚。
我之所以不愿意追赶阅读时尚，还有一种很私人的偏见：我一直以为，畅销的书是给不知道阅读什么的人准备的，而我知道我要读的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赶这个时髦呢？为投机的书商捐款的事情，我是很不情愿的，况且他们已经算是暴富，而我只是一介书生，断断没有让穷人施舍富人的道理吧。
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追赶阅读时尚会养成一种非常坏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像一头盲目的驴子，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轴在转圈儿。久而久之，就会患上一种我称之为阅读强迫症的病。我有一位同事，他的手一旦闲下来的时候，就会不停在搓纸蛋儿，他的脚下每天都会有一大堆被揉得像身上搓下来的污垢一样的纸屑，心理医生认为他患有强迫症。我觉得追赶阅读时尚就像没完没了地搓纸蛋儿，是一种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当然他或者有揉搓的快感，但他获得的就只是一些成了垃圾的纸屑。我想，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阅读变成一种垃圾制造行为吧。
我们的传统中有一种阅读偏执，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为只要喜欢读书，便是一种可以自得可以炫耀的事情。很多喜欢接受媒体采访的人，被问到业余生活的时候，都会不失时机地说自己喜欢读书。我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翻翻流行杂志，读读传媒上炒得最热的书罢了，这样的书，进而也就畅销起来了。这让我对我们这里的所谓畅销书，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我对付它的办法，就是等这种畅销热销的东西放凉了再说，那时候如果它还没有人间蒸发，再来读它不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一本书是非得要趁热吞下不可的——虽然大家都知道热红苕好吃，但它并不是书。
我有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畅销书有点像娱乐界明星，确切地说有点像女明星。人气最旺的时候常常有大批的富豪去捧场甚至去泡她，当然大多是些粗鄙的暴发户，他们并不懂得欣赏女人之美，他要泡的是名而非女人，目的在于以当红的女人炫耀自己的实力，至于这女人是什么样的质地，则要另说。对女人的欣赏，富豪们私底下当然另有一套眼光。一个读者对书，肯定也是各人自有一套眼光。我只是想说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罢了。
（原载2004年4月28日《北京青年周刊》）
晚年郭沫若
邵燕祥
广受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传达了作者心灵信息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1966年2月12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的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化大革命”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化大革命”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剧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
（原载2004年11月8日《北京日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9节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丁弘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问，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里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在没有“突出政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首选此文是理所当然的。它标志着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是他鲜明政治态度的证明，特别是他抒发了歌颂党的语言，虽是婉约，但又是明确无误的。
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此文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个中的故事发人深思。
鲁迅先生是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的，他到6月份就病重了。《日记》在6月5日中断，可是这个文章注明是6月9日写的。鲁迅先生坚持写的日记部中断了，时已重病在床，四天之后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
这篇文章发表时，说：“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胡风在1984午有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他谈到：“当时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