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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与意识形态纠缠迎拒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是学界关心的焦点，不少人也作过深入的反思和研究。王光明对作为承载“现代汉诗”的“肉身”的语言和形式的重要性是了然于胸的：尽管“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历史传统、文化记忆与普遍化的现代性方案的冲突，始终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中广泛争论的问题”，但“现代汉诗”“在争战和磋商对话中建构，首先面对的是语言”。（9页）他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到，作为一种在近现代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背景下裂变、生成的诗歌型态，最值得关注的是它遭遇的“语言”问题。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古典时代的写作结束了，从福楼拜到我们的时代，整个文学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从语言和形式出发，王光明得以对累积于语言内部的“现代汉诗”的诸多问题作出有效的反思。
因此，对于晚清的诗歌革新，他强调从诗歌话语的本质来理解它的意义，在普遍认为政治化约了文学而一笔带过的地方，王光明颇有慧眼地发现：“晚清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是一种物质性的反叛。”（33页）这种反叛的价值不在于建构了新的诗歌范式，而在于它对真实世界的接纳。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晚清诗歌中“旧风格”和“新意境”之间的矛盾；它既是变革中的问题，也是继续前行的动力。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革新者意识到了语言和形式问题的重要性，胡适们从语言和形式下手的“实验”的意义也就得到了重新彰显。
在本书中，作者既对胡适们的“革命”意义予以了充分肯定，也为“五四”诗歌的历史反思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白话诗”发展到“新诗”，只是一种“在诗行方面是体式与写法的自由，在诗质方面是追求个人感情的表现”（100页）的“新”，这也是他要进一步反思“自由诗”的局限的原因。“‘新诗’不仅不能在自由诗的名义下放弃现代汉语诗歌形式的寻找，而且必须从现代汉语的特质出发去探索自己的诗歌形式”。（145页）这无疑是立足于诗歌本体论的重要论断。
在对“现代汉诗”展开“形式”向度的考察时，王光明肯定了新月诗派早期“新诗”形式松散和情感泛滥的意义。“这是一种把新的经验形式化的追求，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改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独立的价值。”（213页）不过，他更萦绕于心的问题是，“诗形”的建构和探索是否建立在语言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对闻一多的“音尺”和“字尺”理论给予有限的褒扬，而叶公超对格律的探讨之所以更有诗学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提出‘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来考虑格律的问题。”（22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光明将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50年代的“诗形”探索看作“形式探索的延续”，我觉得这是对“现代汉诗”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寻找文类秩序形成了什么样的“小传统”的关注，它体现了“现代汉诗”如何在体认现代汉语特征基础上的伸延。
事实上；诗歌形式规律的探讨是与“诗质”的考量平衡进行的。作者揭示出，“诗质”的寻求既是对早期“新诗”只注重表现“诗人的个性”的偏正，又是对格律诗派形式主义倾向的反拨，展现的是“另一条想像‘真实’的道路”，收获的是一种和追求社会现代化不同的“诗歌美学的现代性”。（261页）值得称道的地方还在于，王光明正视了现代经验的复杂性，不仅十分注意现代性诉求中社会诉求与内心经验的不同，也十分注意其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差异。惟其看到了问题的具体性，就能对“现代汉诗”如何吸纳现代经验作深入的反思。比如他强调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以及艾青抗战前期诗歌的“境界”，显然包含着对30年代何其芳、卞之琳等人过分执着于文本策略而忽视外在世界的省思。所以，40年代现代诗歌的现代性，“相对于30年代现代性寻求的‘内化’倾向，它纠正了‘纯然的现代的诗’对更广大的‘历史生活’的遮蔽性，重新体认了诗与公共生活的密切联系”。（412页）
在我看来，王光明对“现代汉诗”追求“诗质”考察的最大贡献是，他理清了现代经验“进驻”“现代汉诗”时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与具体性，揭示了“现代汉诗”和现代经验磋商对话的开放性，从而能够重新整合和处理中国诗歌史的复杂问题。
本书不仅以新的论述框架有机接纳了台湾和香港诗歌，也把“新诗潮”以来的大陆诗歌放在“诗形”与“诗质”双向寻求的格局中作了更为明晰的定位。比如面对充满了歧义和迷思的90年代诗歌，他准确把握住了它的实质：“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无主流、无典范的诗歌，它最大的意义不是产生了多少具有社会一致公论、众望所归的诗人和诗作，而是在被迫承受的边缘处境中开始了诗歌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检讨。”（614页）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追求“诗歌对感觉和语言的解放”的“个人化”写作，对它的评价“需要跳出五四以来‘新诗’社会化批判抒情视野，从美学的立场肯定其感受、意识、趣味和想像力的解放。”（623页）
人们看到，王光明对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述，体现的其实就是语言与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重建的关系。为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诗的本质必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的原因。然而，“语言之维”在王光明的心目中，不是某个稳定与封闭的符号系统，或只是反映“现实”的媒介。他对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问题的关注。毋宁理解为对“现代汉诗”以汉语想像世界的方式的关注，或者说，他试图揭示“现代汉诗”的感觉、想像和凝聚现代经验的方式。事实上；王光明超越了专注“内部研究”的局限性为我们解开缠绕在“现代汉诗”之中的意识形态难题提供了某种研究范式。从研究立场来看，这种诗歌本体立场的研究与文化研究有不同的出发点。关心的是诗歌的美学与形式问题，但剖析语言与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似乎更具体地反思了现当代诗歌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方面；本书和詹明信的取向不期而遇了：“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的形式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和政治相遇”。比如，他在郭小川的诗歌中看到了意识形态阴影下的个人与历史之间复杂的对话，深入地揭示了处于诗学与政治学冲突之中的诗歌，为争取和放弃自身话语空间所历经的“艰难时世”。倘若不是从诗歌本身，不是从语言内部来展开探讨，能否如此准确和有效地揭示诗与政治的冲突？王光明的研究实际上昭示了坚持文学的本体研究在今天的意义，他崇尚通过“改变语言”来体现“文学中的自由力量”的追求，认同罗兰·巴特关于“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因为他毕竟只是众人中的一员），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的观点。他以自己的研究实践昭示我们，倘若要成功地挖掘出包裹在文学之中的“思想”，应该深入文学内部世界，因为“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同样，它也根据文学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
站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互动中展开20世纪中国诗歌的观察，它体现出来的自然不是“除尽”所有材料的野心而是确立了一个向现象与材料不断开放的研究格局。在这种开放的格局中使“现代汉诗”的种种问题得以彰显，并获得澄清。我以为，王光明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后者通过对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的五个词（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在语言之中的变迁的考察，成功切入并把握了一个长时段的思想——文化的变迁。这无疑是一种“开放”问题的研究。他的“现代汉诗”百年演变史超越了某种直线式的研究方法，他立足于诗歌本体的问题，深入到了“现代汉诗”和它遭遇的“语言”问题之间的争战、磋商、对话之中，既敞开了现代汉诗的演变谱系，又打开了“现代汉诗”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既是对“现代汉诗”“生成结构”的发现，也是对它未来的展望。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激活了本体“结构”的价值。
（原载《文艺争鸣》第4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6节 读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
程致中
新世纪伊始（2001年8月—2002年12月），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下称张著）。这部新作以其谨严求实的史家笔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赢得好评如潮。与此前的鲁迅学史相比较，张著对科学学理精神的探求，特别值得称道。它的降生，鲜明地表现出学术史研究的理性自觉，标志着鲁迅学作为一门学科已走向成熟。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以为它在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上，表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
张著在“结论”中将鲁迅本体和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定位为“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高层次精髓文化最突出的代表，鲁迅学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史的学问，而鲁迅学史的意义则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著者高层建瓴地返观并凸现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