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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表达了谢泳的兴趣所在，也奠定了他的专业方向。为了研究现代知识分子，他首先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己花钱多次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的艰苦与不便，一般人很难体会。随后，他又开始研究西南联大。这就是他所谓“一个人、一份杂志和一个大擎”的研究思路。
大约在西南联大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每周两天（现已改为一天）的太原旧书市场刚刚开张，谢泳成了那里的常客。谢泳爱买书，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外，与他在图书馆的感受有关。他多次对我说，去图书馆看书真不如买书合算。不过，与一般淘书者不同，他买书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种“敬惜旧书”的心理。看到旧书摆在地上，他总怕落在无知者手中，更怕送到造纸厂毁掉。他认为，许多旧书只有到了专业人员手里才会发挥作用。因此他逛书市总是比较贪婪，许多没用的书也要买下。有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生物志丛书”，我也见过，当时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他却没有放过。后来，他把这套书送给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新朋友。这种“宝剑赠英雄”的事情，他不知做过多少次。
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谢泳比较阔绰，才会如此大方。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比较穷的。前些年大家都改用电脑写作，他却一直坚持手写，原因是没有钱。直到1999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他才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过去我听说他经常买书送人，只是暗暗佩服他的交友之道；直到读了这本书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书中说，有一年他去复旦大学拜访葛剑雄，看到葛教授有一个房间专门存放旧书。当时周振鹤也在场，周教授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周说：“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可见谢泳买书送书，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形下，还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昵？我想只要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品质在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依我看，谢泳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葛剑雄、周振鹤也深受谭其骧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才有这种觉悟和行动。
除此之外，谢泳对旧书的另一个认识也值得称道。他说：“我们了解历史，光有历史教科书是不行的，一定要看实物。”他还主张研究历史要像考古一样狠下功夫。闲聊中他说过，看到早年的书籍，那封面装帧设计、纸张印刷质量，能把人带回那个时代。可见，他是把逛地摊买旧书当作参观一个开放性的博物馆了。旧书市场在文化传承上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谢泳的《杂书过眼录》就是很好的证明。
谢泳认为，所谓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解读出让人信服的意义，这才是真正有趣的智力活动。我想补充的是，只有多读书，读杂书，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以为当代教育的一大误区，就是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这种教育体制很容易扼杀学生触类旁通的想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少年来我们培养了许多专家学者，但最终却难成大器，原因就在这里。谢泳当年在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的是英语，但是他却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做出很大成绩，这与他喜欢读杂书，读旧书有很大关系。
（原载《文汇报》2004年9月24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1节 我判决自己诚实—《岁月与性情》序
周国平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我的年龄。无论我多么向往长寿，我不能装作自己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死，一切似乎突然实则必然的结束只会光顾别人，不会光顾我。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喜欢为必将到来的事情预作准备。即使我能够长寿，譬如说活到八九十岁，对于死亡这样一件大事来说，二三十年的准备时间也不算太长。现在我拿起笔来记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属于准备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说的收拾行装的行为。做完了这件事，我的确感觉到一种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夏多布里昂把他的自传取名为《墓中划忆录》，对此我十分理解。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已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写下的东西才会对世人也有一些价值，人们无论褒我还是贬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当然，我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事实上我不可能说出全部真话，只能说出部分真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所谓不可说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牵涉到他人，说出来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私敌，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仅在与私生活无关的场合，当我认为事关重要事实和原则之时，我才会作某些批评性的叙述或评沦，但所针对的也不是任何个人。然而，有一点是我要请求原谅的，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实际上都是由与某些特殊他人的关系组成的，有若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写他们，我就无法叙述自己的经历。譬如说，在叙述我的情感经历时，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写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如果她们因此感到不快，我只能向她们致歉。不过，读者将会看到，当我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时，如果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经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我在回顾中发现，我的这种人生观其实早已植根于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种性格在后来环境中历练的产物。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这种性格使我一方面极为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于应付外部世界，对之心存畏怯和戒备。前一方面引导我日益沉浸于以读书和写作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和亲子之爱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了人生最主要的乐趣，后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不妨说，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著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这本书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并长的过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书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受与透视相反的原理支配，他会发现，幼时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