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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战争和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将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点。
二、上下同欲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光海拔差就有五六千米，跑野的心一时收不回来。亚运报道组没给我比赛项目，只让我主管“团结友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参加亚运会却无缘进赛场，急得我怀抱无线电话在原地打转，看见谁都有气。
申请去海湾的报告刚交上去，北京市公安局价拨给我的钢盔和防弹背心就到了。闲瑕之余，我继续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梦想一觉醒来已到了中东。北大国际政治系帮我推荐了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友好极了。
摄影部同事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对外部阿文组在我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
社长穆青下令“逐项落实”，一下子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我揪着外事局小石的胳膊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我说我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就一年。”这位外交官又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也不象个搞情报的。
外事局分管中东的老魏千叮咛万瞩咐，还约了曾驻过巴格达的刘顺、陆建鑫给我介绍情况。陆建鑫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巴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送我下地狱。
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闻名于世的国际部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副局长陈伯良阐述外事纪律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记在了头一页。
我找到人事局副局长左毅，硬逼着这位柬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漂亮的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几年来，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郭超人副社长给我们装备了无线电话，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们手中。前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总编室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摄影部的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支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出一道口子，迅速锲入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战期间，美军首创以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沙龙组建了“202”部队。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基本不漏。海湾危机发生后，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另外两名摄影记者。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当时只有张郇一人到位）联成一张网，摄影部当机立断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图传组长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三、飞往巴格达
12月20日，1991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再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和妹妹干么抱着我大哭。象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10，起飞，CA943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20途径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淼、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种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连续飞行了十七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支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七千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哀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听人说，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的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伊斯坦布尔分成三个部分，成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形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卢森堡和蒙特阿士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例如苏联、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空气中一股煤味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停泊在此，它是专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目睹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十七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型，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尖塔的清真寺。
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ChurchofHagia Sophia）。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
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五百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四千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