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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没有成功。
十七、戒严中的加沙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滨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内多古迹。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传说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附近长约40公里、宽6—8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T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 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0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我国通用“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 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4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少，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诺思雷特（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 —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哩哇啦乱叫。阿尔米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的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El Boreg），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开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4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吉普车顶，用80—200镜连扣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维科（Jevicho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ShinichiMurata）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加长的梅塞德斯——奔驰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4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以色列占领了Judea ，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约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Ramallah。”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Ramallah，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说他会安排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象加沙、杰维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其中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3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乌黑的枪口。村田说这里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