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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它们与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使政府的代表作用得到改善。○14
6．当一个原先被禁止的部门突然享有“准入权”，新球员蜂拥涌入场地时，自然会产生争抢位置的情况。这种企业家精神正对民营部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协作，以及更加强调效果。○15
当然，在民营部门也存在着许多无能、浪费与腐败的组织。然而，近年的活动激增，迫使民营部门越发努力来展示其效能。面对如潮水般涌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企业家和他们所建立的一些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迅速的组织，那些死气沉沉的过时的机构的管理者们发现，“业务照常”已不复安全了。事实上，因循守旧或依靠过去的声誉度日已经变得有风险了。企业家精神与竞争的兴起，代表了民营部门的原动力之中的一种早期的、然而是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已显示出其在改革中的极大的传导作用。○16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这一发展进行探讨。
这些如此重大的变革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网站 —— 一种相比之下要小得多的现象——的发生，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仍然没有听说那件大事：民营部门在全世界范围的爆发。这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含义：正在涌现的民营部门改进着政府的作用，转变因循的惯例与态度，为人们发挥才能提供了许多新的、积极的方式。民营部门正在重组社会运转的方式。
是什么促使了这些变化？
对这些变化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曾经阻碍它们的那些壁垒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过去，南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将军们，是不能容忍那些从事重大社会改革的民众的；中欧和俄国的前政权，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或是殖民地印度的总督们，同样不能容忍。而现在，这些地方的专制政府大多数已经被真正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所取代了。
想要建立组织的公民们所需要的不止是自由，他们还需要钱。经济体系中肯定有盈余的财富足够资助他们的事业。在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至少700％。○17 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尤为强劲，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为5％，而且所有的地区经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18。尽管繁荣的分布远非均衡，但是，财富的增长——由政府税收或通过慈善捐款的渠道——使世界上相当数量的人们得以在民营部门谋求生计（今天，许多民营组织正在寻求一些方法，通过盈利的项目，来催生自身财富的增长。○19）
对于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社会与科学的诸多重大突破来说，20世纪后半叶的繁荣既是因，也是果。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的寿命延长了，而且拥有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可以去思考生存以外的事情。自1900年以来，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均寿命增长了30年，在贫穷国家则增长了将近40年，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20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基本教育体系惠及了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们。在1970到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非文盲率从43％提高到60％。（注21）在许多国家，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更高的教育，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仅在20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大学的数目就增长了一倍多——既拥有知识也拥有经济手段的阶层壮大起来，从而得以有效地去应对社会的问题。（注22）○22
此外，在过去30年间，妇女运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已获得立足之地，历史上约束妇女行动与表达权利的限制被削弱了。（注23）种族隔离的衰亡，为众多人群，诸如美国、巴西、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拓展了机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地与后专制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坚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才、金钱与信息能够在全球更加迅速、更加低成本地流动。
总之，今天有更多的人们拥有了自由、时间、财富、健康、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的能力和自信，他们以大胆的、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
供给增加了，需求也在提高。
对于民营部门的涌现，另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人们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性。通讯
革命使亿万人民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科技使得普通民众也能享有以前只被精英阶层与国家政权所掌握的信息。这一变化的后果之一是，公民们深切地意识到了环境的毁坏，贫困的激化与健康等诸方面的灾难，以及遭到践踏的人权、失败的教育制度和不断升级的暴力。○24 另一个后果是，人们拥有了强有力的通讯手段，得以协调一致地去共同努力迎击这些问题。
一个促发行动的强有力的动因来自于环境的威胁。1990年，世界上有10万个独立的环保组织，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注25）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丧失了四分之一的表土层与三分之一的森林覆盖面积，” 保罗？霍肯，艾莫里？洛文斯和L？亨特？洛文斯在其所著《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Natual Capitalism）中写道：“以目前这种毁坏速度，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失去这个世界的70％的珊瑚礁，它们是25％的海洋生物赖以为生的基质。在过去30年间，这个星球上三分之一的资源，即‘自然财富’被消费掉了。” ○26
根据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今后20年中，世界将目睹可耕地巨大幅度的减少，温室废气散发的大量增加，热带森林与其他物种丰富的动植物栖息地与生存环境的耗减，这些都将大大地加剧“正在发生的生物物种历史性的恶性缺失”。30亿以上的人将生活在“水源紧张”的国家。此外，到2010年，仅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俄国，印度和中国五个国家，感染艾滋病或HIV阳性的人，就将达到5000万到7500万之多。○27
通讯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全球的不均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触可感了。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二分之一人口，只得到了全球总收入的5％。对此进行深刻思考是一回事； ○28 但是，当这些穷人每天都看着电视上的那些经济赢家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最底层的这一半人口不再默默地沉浸在无能与孤立之中，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城市化，他们正在组织起来，他们正在发现技术的力量。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3）
随着全球问题的忧虑日益增加，人们也越来越清楚，政府是没有能力解决它们的。在过去20年间，民主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几乎所有地方的选民投票率都越来越低，在美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29 几十年来，失败的发展政策，与那些针对贫穷、吸毒与犯罪的令人灰心的战争，使许多人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承担将公众意愿转化为公众政策的责任，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工具，也肯定不是惟一的合法工具，就其实际所提供的众多社会物资而言，与社会企业家们的民营部门相比，政府通常更缺乏创造力。
此外，面对高度集中的企业集团势力，各国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三百多个跨国大企业控制着世界财产的25％。○30）。政府通常没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去保护环境，保证像样的劳动条件，还有那个最近显现的问题，即它们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完整性。○31 “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为了吸引投资，为了大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增长而竞争。政客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资金与他们的对手竞争，以赢得选民，” 剑桥大学国际企业中心的副主任诺里娜？赫兹在她的著作《无声的接管》（The Silent Takeover。又译《当企业并购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中评论说：“事实上，大企业开始以其财势给全世界的政客们制定规矩，哪些事允许做，哪些事是不允许做的。” ○32 赫兹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决策精英们的短期利益有悖于社会的长期利益时，问题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很容易使人灰心沮丧。然而，有一个部门能够提供领导力、能力和创造力来帮助纠正这个问题，这就是民营部门。“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对新的需求与机会的反应速度，比各国政府要迅速，”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T？马修斯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一书中写道。“而且，在解决那些缓慢地生成，并通过其对个体影响的累加作用而影响社会的问题时，它们比政府要更有效。” ○33○35
在全世界，社会企业家们正在展示，以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弊病，树立新的模式来创造财富，促进繁荣，并且，修复环境。民营部门正在引人注目地领导着推动自由市场与政治体系改革的力量。那个起名不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并非反全球化，而是由民间人士发明的一个策略，旨在将他们的政府拱手让给大企业的一些权利重新夺回来。
就目前来说，那些没能从政治领袖那里获得灵感的公民们，可能参选并不积极，但是他们正在以一些直接的方式去实现许多需要。今天，那些寻求有意义的工作的个人，经常会选择去建立、参加、倡导、或支持那些比传统的社会机构更富有创造力，更为敏感，运作也更为卓越的组织。
在本书的报道中有着个性化的一面。书中写到的这些人怀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愿望：以可以带来保障，认同，意义，并且具有乐趣的方式去运用他们的才能。近年来已经产生的变化是，民营部门已经可以满足此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