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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曹雪芹而讲到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离题太远〃了呢？这则牵涉到对〃远〃〃近〃怎样看法的问题。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八）说过这样一段话：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hào）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gǔ）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緜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遂死，杭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注：〃练亭之子〃说盖为袁枚《随园诗话》所误。〃楝〃误作〃练〃，亦由袁枚始。按〃楝亭〃为雪芹祖父曹寅别署。）。练亭在官有贤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注：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也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陈六舟《谈异录》亦载：〃（雪芹）子孙陷入王伦逆案，伏法，无后。〃）。
这就是把林清事变和曹雪芹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这所说的曹勋，即是曹纶。曾有历史家考证曹纶隶属汉军正黄旗，其伯祖名瑛，历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讹混，实际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无关系。从纯考据和简单的是非正误的角度来说，历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从研究当时社会心理和八旗集团内部汉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况来看，则笔记家所记下的人们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红楼梦》这两件事联在一起的现象，仍然是有其社会意义而值得注意的（注：不妨参看这一事例：镇压天理教的那彦成，碰巧正是最恨《红楼梦》的人。）。我们只要看一下，曹纶、曹福昌父子事发后，前后该管的都统、副都统禄康、裕瑞（即《枣窗闲笔》的著者，此书曾论及《红楼梦》与曹雪芹之为人）等，皆革去宗室顶戴，即日发往东北，永不叙用，福庆、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职、或罚俸，其馀参领、副参领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屯居汉军旗人听州县管辖，同民人编入保甲〃这就是干脆划出旗外，不再当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时，豫亲王裕丰，因其属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闲散陈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党恶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丰因此罚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贝勒、贝子、公等，嗣后各将所属包衣佐领人等留心稽查，……断不可姑容隐匿！〃（裕丰后来又因其包衣祝海庆与教犯祝现为同族，隐匿不报，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闲房居住，不准出门〃。裕丰就是曾作《枣窗闲笔》传写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孙）。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当时一部分八旗包衣，汉军兵丁，宫内太监，苏拉人等，这些统治集团下层人员或奴仆阶层（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参加了秘密起义组织，用行动来推翻清室的统治（注：至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也不无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亲王裕丰，即是显例；还有《啸亭杂录》详记〃犯阙〃经过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对搜捕〃教匪〃所表现的令著者昭槤十分惊异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为〃其心实叵测〃。稍后又有觉罗常鼐，与满人尼莽阿，归附邪教一案。）。诚如嘉庆的罪己诏所说：〃变起一时，祸积有日〃，上述的这些和人民较为接近的下层旗人，对黑暗统治压迫的不满和怨愤，竟至使他们终于决心参加起义反抗，这在封建时代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足见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么积久而日趋激烈了！
我们在这里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他们入关后的初期，还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问题虽然也还包括着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经是阶级矛盾了。八旗集团本身就是由上层旗主、旗兵来压迫、剥削下层的。下层旗兵和并不〃披甲〃当差、只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旗民（称为〃余丁〃），受到残酷的专制统治和盘剥，因此用种种方式进行反抗，如逃亡，谋求出旗，抗租，乃至个人行刺统治主，最后参加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只有从阶级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满汉汇流的原因和意义。
这里并不是要说曹雪芹〃就是〃曹纶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纶一模一样的〃天理教徒思想〃，而只是来说明，要想探讨曹雪芹这样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产生那种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了解当时八旗人的分化情况是有其参考意义的：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处于激剧变化中的下层旗人中间，才有可能产生像曹雪芹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从他的《春柳堂诗稿》里所流露的若干迹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个汉军或内务府包衣旗人。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注：另一满洲小说家和邦额的事例，可供研究参证。蒋瑞藻《花朝生笔记》说：〃乾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著《夜谈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然记陆生柟（按可参看本书第三节引者）之狱，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啸亭杂录》云，'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又云，'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按此当指和邦额以〃狐〃隐〃胡〃，〃若辈〃即指满洲〃胡人〃之意）。〃礼亲王著书，安得不云尔？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远也！〃（见《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和邦额实亦内务府籍，永忠的诗稿中有他的题句。）
周汝昌
十一 正邪两赋
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会是能够挺身执刃、实行〃犯阙〃的那种英雄人物；可是他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了这种思想和性格，他之写作《红楼梦》小说便成为不可能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他这种思想和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应该是一部称为《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厚厚的专著（因为《红楼梦》是这个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著作），这册小书实在是无法包括这个巨大工作。但是我们这里如就一两点来谈谈，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的。
读者都记得，《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写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沛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动摇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摠（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 、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读了这一大段议论，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吕坤（字叔简，河南宁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学思想：〃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托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