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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拉从小生长在都柏林的贫民区里，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到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是可以让小宝拉哭出声来的，然而，就像大多数穷孩子反而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一样，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宝拉就可以活得很灿烂。在她的记忆里，小床边的印花窗帘，偶尔才可以尝到的冰淇淋，童年里唯一的那次挤在出租房车里的全家旅行，都是让她快乐的理由。
宝拉的小学生活过得还算愉快，中学却糟透了。她呆在最让人看不起的六班，老师粗暴而愚昧，一群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除了用粗野的方式反击别人的粗野，什么都没有学会。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完全剥夺宝拉快乐的权利。因为妈妈说她“长相漂亮得可以当模特”，因为她会坐在卧室的窗台上唱好听的歌，因为她的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因为她遇上了查洛·斯宾瑟。
在宝拉的眼睛里，查洛是一个多么帅多么好的恋人啊——尽管他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几乎人人（包括他自己）都有犯罪前科，可是对于情窦初开的宝拉来说，属于她的那方小小的天空，是查洛魁伟的身躯支撑起来的。只有和他在一起，宝拉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有尊严的。
然后是结婚，是天堂一样的蜜月，二十岁的宝拉就像一株沾满了露水的百合花一样忘情地盛开……以至于当查洛第一次殴打已经怀了孕的宝拉时，宝拉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确实笑话过这件事。笑话过那个夜晚。还有以后的那一次。还有再以后的那一次……直到我再也笑不出来……我张开嘴，什么也出不来。只有痛苦。”
这样的痛苦竟然绵延了整整十七年。宝拉记不清查洛究竟打过她几次，打完以后又“后悔”过几次，保证过几次，“体贴地”陪着她上过几次医院，然后又多少次推翻自己的诺言。除了姐姐卡米尔，没有人能够——或者说愿意——看出宝拉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宝拉无法解释这一切，只能责怪自己，只能逆来顺受。在家里，在急诊室，伤痕累累的宝拉，惟有一次次地重复：“我很好，我没事，我只是撞上了门。”
直到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宝拉发现兽性大发的查洛居然企图伤害自己的女儿时，才像突然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拼尽了全身力气，要把查洛赶出门去。大约是被宝拉的气势吓倒了，查洛真的走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一年以后，他死在了警察的枪下。
无论如何，宝拉毕竟走出了查洛的阴影。尽管她每天喝得醉醺醺，尽管回忆经常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由分说地将她淹没，她到底还是挺过来了。有多少次，宝拉躺在地板上，希望就这样死去，然而她最终还是站起身来——她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一家五口人。她的心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澈澄明，她对自己说：
“那种感觉真是棒极了。我到底做了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那种酸楚，像极了一把钝刀，噬咬着宝拉的青春，也消磨着读者的承受力——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需要勇气和悟性的。几乎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我们就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宝拉会有这样的童年？为什么宝拉要挨打？为什么宝拉不离开他？为什么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最美好的时光，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
因为宝拉穷，因为宝拉周围的人和她一样穷。贫穷衍生无知，贫穷催化暴力，在贫穷面前，“生而平等”只是一句苍白的谎言。在医院里，宝拉发现，“那里总有别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在排队，都受了伤，都撞上了门。我从来没有想到，被丈夫送到这儿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环境产生的压力所施与人的扭曲作用往往超乎想像。在那样的环境里，愚昧是无所不在的，男权是天经地义的，忍受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宝拉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活法。
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好书撞上门（2）
这也是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宝拉是这样一种女人：纵然生活在荒漠中，心里总还寻得到一方绿洲；苦难如砂石般没过头顶，她还是要伸出脖子来喘一口气，没准还能发现阳光映照在砂砾上折射出很浓很艳很透明的光泽。回首往事，宝拉痛切地感受着自己的苦难，却从来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的意思。虽然“本该有牙齿的地方只剩下豁口，本该让心脏呆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空洞，”宝拉还是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她爱音乐，爱孩子，甚至，一如既往地爱她那个不成器的丈夫。她甚至不再拒绝回忆，因为她知道，只有把那些阴湿的、辛酸的往事一件件细细点清，再放到太阳底下烘一烘，晒一晒，才能把它们永远地、彻底地隔绝在现实之外。回味苦难，正是为了更好地忘却它。
或者，这就是所谓“生命的张力”？
是到了该认识一下作者的时候了。
罗迪·道伊尔，1958年生于都柏林，当过十四年的英语及地理教师，据说很称职。当然，他最成功的角色是作家，既写小说，也编剧本。主要作品有《巴里镇三部曲》（即1987年的《承诺》、1990年的《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和1991年的《货车》），《帕迪·克拉克，哈哈哈》和剧本《战争》（1989年）、《黑面包》（1993年）等。笔耕之初，道伊尔就凭《货车》一书得到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两年后又以《帕迪·克拉克，哈哈哈》正式获奖，而且创下了有史以来“布克奖”获奖作品的最佳销售记录，算是开了“曲高而和众”的先例。
据说道伊尔是个不太喜欢张扬的作家，诸如性情、喜好、家事长短之类的花絮很少见诸报端。略有几个熟悉的人形容其“谦逊、不造作，乐意栽培年轻作家”，道伊尔对此倒不以为然，“我可不是什么‘导师’，我想，如果我对他们指手划脚，说‘来吧，让我们这样干’，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克隆’的差事，还是留给羊吧。”
无论道伊尔的这种神秘感，是刻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对于有兴趣了解他的读者来说，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去阅读他的作品。道伊尔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他的生活——
都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种生活，必是道伊尔耳濡目染、烂熟于心的。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都柏林几乎成了承载起所有人物的悲欢的舞台。有人把道伊尔誉为“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虽然有点夸张，却是言有实据，非空穴来风的。话说回来，虽然作家描述的对象局囿在都柏林（而且主要是下层社会），写作的指向却宽泛得多。那样真切、坦白的感受，本来就是人类共有的——你完全可以把他笔下的爱尔兰小镇风貌当作上海棚户区的故事来读，想起并不遥远的从前，曾有过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穷街》。道伊尔的作品，虽然选的都是小视角，却往往充盈着大关怀。
市井小人物的每一种表情，每一点辛酸和快乐，必是道伊尔目光凝聚的焦点。他的早期作品较多地依赖于“纯粹的场景和大量的对白”，这一方面缘于作家擅写剧本、经常在创作小说之余为影视剧挎刀助阵，另一方面也因为小人物的嘻笑怒骂往往是最鲜活最精彩的亮点。及至《帕迪·克拉克，哈哈哈》，道伊尔才把笔触更多地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以至于面对这本书，读者的情绪久久交织在惊喜与疑惑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所谓“泼辣、幽默、粗线条”的道伊尔其实更像是一台高灵敏度的仪器，能精确地体察和记录人性深处隐秘而微妙的图象，波峰、波谷，以及中间的那些杂乱无序的线条，全都清晰到了慑人魂魄的地步。
贫穷，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表层的还是内核的，个人的还是民族的，过往的还是现实的，必是牵绊着道伊尔的梦魇。虽然没有找到可以佐证作家本人幼时家境的材料，我们还是可以断定，道伊尔对于“贫穷”的观察与理解，决非朝夕之功——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很难有这样深沉的切肤之痛。道伊尔一向崇拜狄更斯，希望能在自己的笔下再现狄更斯勾勒下层社会的非凡功力和人道情怀。在爱尔兰，经常会有人指责道伊尔对于穷困的生活描写过于逼真，“有损于民族形象”。对此，作家本人的解释，平静如水：“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我没有作丝毫篡改。”
《撞上门的女人》写于1996年。据作者本人所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他自己担任编剧的一部名叫《家庭》的电视连续剧。剧中的妻子有着与宝拉相仿的经历，完稿之后，道伊尔意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话没讲完。“这个女人的故事将会衍生出一本书来。”道伊尔兴致勃勃地想像着她把丈夫赶出门去以后渐渐回到正常生活中，“然后，在某个晚上，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子上，开始写——写她自己的痛苦和梦想……”
就这样，道伊尔沉入了宝拉·斯宾瑟的世界。在小说中，作者自始至终用第一人称，对于女人心态的把握纤毫入微，几乎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至少，作为一个女人，我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被一种矛盾、突兀的情绪所左右：合上书本，我知道写书的是罗迪·道伊尔，一位功成名就的爱尔兰男作家；一旦翻开书页，那些灼热的、细腻的文字映入眼帘，于是我相信，说话的是宝拉·斯宾瑟，一个才绽放便枯萎却始终不肯凋零的女人。
宝拉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女人，不会用复杂的句子，也说不出大字眼，所以整部小说几乎全是由絮絮叨叨、直来直去且节奏感十足的简单句组接起来的。她的思绪不时地在现实与往事之间跳跃，因此在某些段落，行文刻意地回旋反复，而每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