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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我交的朋友，外地人比北京人多。有时聚会，一桌7、8个人，就我一人操京腔。聚会的气氛往往很轻松，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天。但一旦有人提起自己在北京的遭遇，特别是和北京人发生矛盾，气氛就会改变。
段一明是搞文学评论的，话说得很冲：“你们北京人最孙子了，上小公共一听口音是北京人就2块钱，一听外地口音就漫天要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个北京人作为活靶子在场，刺激了诸位的神经，说起来口无遮拦。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企划的刘鸿敲着桌子嚷：“北京人太懒，老想发大财，可除了蹬三轮车的，你们剩下什么了？……”
众人议论最多的是吃和住。来自四川的小韩在两年内搬了11次家。“你们北京真没有什么正经吃的，最简单的包子和馄饨都做不好，我们重庆的红油抄手是啥子味道？”他天天在外边包子馄饨，吃伤了胃口。
那个时候，我就闷头喝酒，不和他们抬杠，人家当着自己的面议论北京人是没隔心，是信任。朋友们都是些有想法的人，非常可爱。他们远离家乡，有的还携妇将雏，在北京要租房子、找工作，种种的难处都要承受。或许，因为承载的太多，几层的夹击使得他们心理失衡，忍不住发几句牢骚。
交往多了，朋友的家乡一来人，准会拉着我去吃饭，这让我觉得过意不去。
国庆节，我约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酒菜是香椿豆、腌罗卜皮、拍黄瓜、素什锦、炒麻豆腐，然后，把天福号酱肘花、六必居甜面酱（拌上香油和白糖上锅蒸透）、绿豆芽、咯吱盒、细葱丝、菠菜粉丝、鸡蛋韭菜和自己动手温水和面烙的荷叶饼端上桌。那顿饭，哥儿几个吃好了。刘鸿说：“还不开家京味餐馆？我帮你找钱去！”我说：“干不了！情感型的人做不了买卖，今天吃的咯吱盒就不正宗，过去是纯绿豆面的，又薄又透，放在嘴里甭嚼，酥得用舌头一裹就碎，难怪你们挑理，北京人忒不争气，不少好东西失传了。”
有时候，只要顺路，我会将朋友请回家。夏天烙糊塌子，绿豆汤；冬天打卤面。我也不知为什么吃饭时自己总要借机侃上一通？我会告诉朋友：“现在的老豆腐走味了，过去要搁芝麻酱、酱豆腐、韭菜花、辣椒油、卤虾油，而现在放榨菜末、香菜，串行了。”我还说：“远离家乡，馄饨都变得有滋味，因为那里有化不开的乡愁。我只要想到胡同和四合院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我觉得既然这座城市赋予了自己包容与散淡的性情，与人相处就免不了流露出一些，很自然。
男人逛街
有时候，我会到街上走一走，总觉得到街上看一看可以换换心情。
一个春日，我在街上看见一个身材秀美的女孩子穿着一件黄、绿交织的格子衬衫，下边则是一条做工讲究的背带裤。她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显示出来的优雅，自有一种天然的从容与笃定，令我不由得怦然心动，暗地里以为那是时尚给自己的第一次冲击。
还有一次，我在过街桥上见到一女子。她穿了一件白色风衣，脖颈上漫不经心地挽着一条鹅黄色的长丝巾在风中肆意翻飞，与一头乌黑的长发俏皮地纠缠，为都市秋日傍晚的低迷抹上了一层油画般鲜艳夺目的一笔……后来，每当我想到“十里长街”，过街桥上的女子就会跃然眼前，成了自己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一道风景。
如今的街上，女人构筑了一道美轮美奂的时尚风景，时装的舞台简直搭在了她们的日常生活里。无论是草长莺飞的春天，还是落叶凋零的深秋，微风吹过，长发飘逸，或红或白或黑的各色长裙上下飘舞，“乱花迷人眼，”满街一片生动活泼。夏日里，女孩子橙红的上衣亮丽花俏，腰身宽松散漫，走起路来显露腰肢的动势好比风摆杨柳。一头秀发在身体的移动中轻轻拂动，那洒脱、清爽、自由的身姿令人心动不已。就是到了冬天，一袭羊绒大衣，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也能在冷清的街头敲出一股生气。
我经常独自一人慢慢行走。在满街的喧哗与嘈杂里，感受着时尚与新潮与自己擦肩而过，我会惊诧女人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自己打扮得如此鲜活？与此同时，也会深深感受到生活中涌动着盎然生机和炽热活力。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也像女孩子的长发般自由飘舞。因为，无论朴素与典雅，还是沉稳与活泼，都如不同的风味，呛人地弥漫在街头上空，熏得自己情思飞扬……
在我们不断抱怨的琐碎与平庸中，总有一些人以卓尔不群的胆识理解白水般的日子，无所顾忌地通过服饰展示其对生活与色彩的认识。服饰精美的女子们一路穿街过巷，不仅仅俏丽的身姿常常令人为之一震，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她们的自信与豪情。或许，正是热爱生命的女子给原本清寂的生活带来了浪漫激情和欢乐时光，点染了都市中或生猛或温柔或奢华或清新的斑斓色调。
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常上街头走一走，看一看，到美丽的人群中间熏一熏，体会一下人性的美好和个性的张扬以及生活的千姿百态。走在景色迷人的街上，我会找到让自己轻松与振奋的感觉。
地安门奇遇
总是标榜自己新潮前卫的女儿偏偏喜好北京的传统小吃，什么“驴打滚”、“艾窝窝”，吃起来没够。
那天，从北海公园出来就缠着我去地安门，那里的小吃店不少。谁知，兴趣盎然吃完蜜三刀和面茶，她的眼镜却坏了。眼镜几乎成了我们爷儿俩心中永远的痛，除了繁重学业使得度数不可遏制地越变越深，就是三天两头地坏，不是腿儿掉了，就是托儿松了，气得我心说现在的眼镜和纸糊的一样糟！
女儿的两只眼睛加起来勉勉强强0。1，离开眼镜寸步难行。我一脸无奈，牵着女儿走出小吃店，猛然看见斜对面有眼镜店铺，忙不迭地过了马路。
一进门，一位老师傅笑容可掬迎上来问需要什么。我说孩子眼镜坏了。老师傅接过去一会儿功夫就修好了。我要付钱。老师傅摆摆手说算了。我道了声谢谢，说现在的眼镜质量忒差，没有过去的质量好，还说自己上高一时在大栅栏大明眼镜店配的眼镜，30年了哪都没坏。老师傅乐呵呵地说：“我就是从大明退休的。”
“您贵姓？”
“免贵姓李。”
既然遇到有经验的老师傅，我觉得有必要咨询一下是否需要配花镜？有一回，文友伊夫在我家翻看杂志时忽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精巧眼镜架在鼻梁上，我说看不见了？他告诉眼花了，离不开老花镜了，开车出去要看地图，必须随身携带。我心里一动，想自己的眼也花了，读书看报和面对电脑屏幕时经常看不清楚或一看一大片。
李师傅建议我验光查一下，结果，眼睛真花了，要配镜。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风俗习惯和轶闻趣事，遇到老人总是刨根问底。李师傅边干边聊。他告诉过去的眼镜店很少，只有“大明、明明、精益、东方”几家眼镜作坊，同仁医院有磨镜片的车间。他14岁学徒，一天没离开过眼镜，没少给中央首长和社会名流配眼镜，“大明眼镜店”几个字就是他求郭沫若的秘书找郭老写的，前后写过三次。“陈老总特别和气，见我们送镜子去，亲自动手包糖。齐白石家一进门就是一幅大画，脸盆大的花上落着蝈蝈，地上还有小鸡，漂亮极了！”
取镜子时，李师傅递过一张报纸：“您把这张报看完，感觉一下，不合适再调。”我试试挺好，挑起大拇指说：“谢谢！”李师傅说：“配眼镜全在一个细致，再好的电脑验光器和磨片机也是人掌握。抛开价格、造型，最根本的要考虑年龄大小，做什么工作，度数要灵活掌握，老人要差一点儿，学生要配足，配完一定要问是不是舒服。”
和李师傅告别时，我不由得想到民间真是藏龙卧虎，这种无意间碰到的人和听到的事真应该算是奇遇了！
第一辑第3节 还想搬家
我小时候是在四合院里度过的。那是一座比较规整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个院落，住着7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笼头和厕所。走过门道，迎门处有一扇宽大的青砖影壁，四周围是精美的砖雕。我经常用各色粉笔在上面涂涂抹抹，下雨时被冲刷得一片斑驳。当时，我家住北房，非常小，只有10个平方米，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房管局又在另一个院落给了我家一间房，也不大，但我和弟弟终于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
“草场胡同”一带的房屋历史悠久，最近，政府已将鲜鱼口地区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悠久说明房子年头多，而老房子的破败却是老鼠、土鳖、壁虎滋生繁育的天堂和乐园。一天晚上，母亲正在房檐底下做饭，一只小壁虎掉进了炒菜锅，吓得一家人谁也不敢吃，只好把做好的菜倒掉。老房子的顶棚都是纸糊的。我在顶棚下边住，老鼠和土鳖在顶棚上边住。刚糊好的新顶棚总是被老鼠和土鳖啃得大窟窿小眼儿，它们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活动。躺在床上，可以真切地听到老鼠啃噬顶棚、吵闹、奔跑的声音，吵得我无法入睡。为了防止吵闹，我在顶棚的风口处放了一个铃铛，睡觉时一旦听到上边有动静，就拽一下铃铛。一开始，这个办法还真灵，我甚至为自己的发明沾沾自喜。但过了一段时间，老鼠适应了，不管我怎么拽铃，它们照啃不误。一怒之下，第二天一早我就将顶棚彻底撕扯下来，露出了屋顶处黑黢黢的木廪条和破旧的苇席。现在，我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感情很复杂，惆怅中仍然忘不了那黑色的屋顶。
我家把两处房子换到一处后，从前门搬到了天坛公园南边。
那里是一大片文革初期盖起的简易楼，既没煤气也没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