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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完以后挺后悔的。
从头再来
1
前些日子，伊夫看到一篇我写下岗的文章，来电话问：“你那么早就下岗了？”我说：“没错！”我和伊夫相识在80年代初的文化馆小说创作组，再次见面是在我下岗后又找到的一个单位。那会儿，我没告诉自己已经下岗，挺虚荣的，一个男人怎么能够轻易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失败呢？
坦白地讲：我认为下岗是自己做人的失败。在我当团支部书记期间，绝对内定的第三梯队。搁一般人肯定会顺杆儿爬，但我因恋着文学，狂！两眼望天，谁都看不起，对科长、处长的位置根本不屑一顾。以至于公司经理指名道姓地说我太爱空想，早晚得碰钉子。在公司两千多号员工中，我是出了名的“坐轿子嚎丧——不识抬举。”如果按着领导划好的道儿走，我不会下岗，但秉性使之然，所有的过程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命定的必然。然而后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下岗并不可怕，能否在事件的突变中及时发现自身特点，并搞清搞定人生走向才是关键。
2
我把档案扔进“人才交流中心”已经好几年了。那是一种绝对的自断后路。当时，我人虽然下岗，但档案仍在单位，并给70％的工资。把档案拿走，意味着和劳保、工龄的彻底告别。遥想当年那一刻，何等壮怀激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头让我曾经阴云密布的心中阳光灿烂。后来的绝处逢生，使我看到人生路上有风景，有另外一种活法。
我是个俗人，下岗后也晕，也沮丧，在家苦闷了几个月，苦得白发丛生，闷得满脸愁容，最后托人找了一家单位，还是干过去的老本行，轻车熟路，每天只干2个小时就可完成一天的任务，但收入极低，且要看别人的脸色，滋味很不好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边上班，一边尝试着其它的谋生手段。面对着一次次失败的窘境，我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欲望在膨胀，最后终于决定辞职。
在决定离开单位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自己有手艺，可以开个小店；二是玩把狠的，给自己一刀，断掉粮道。在长久的思考和反复的权衡之后，我选择了后者。对自己来说那是一次革命。因为原有的思路和做法被现实无情地否定，我上职工大学，努力工作，（在技术比赛中得过好几奖）从1982年起先后在《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过20多万字，目的就是想改变自身的命运，但等待自己的却是下岗，而后来的数次尝试也不尽人意。要想彻底见新，必须完全和过去告别，
何况，清贫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我的心头，如此下去，家将不家！
后来，我曾经采访过不少下岗人，他们就那么闲呆着，看着他们一贫如洗的家和满脸的茫然。我真想问：哥儿们，你是男人吗？你还有点儿血性吗？
3
尽管我对下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难以想象的打击却接踵而来——
老板喜欢搞一些当时在国内还很时髦的动作，比如职工的生日庆贺，逢年过节举办小型酒会等等。我进公司没多久正好是端午节。公司员工80％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充满活力和热情，酒会的气氛热烈，男的女的推杯换盏，一个个喝的红头涨脸。酒喝到一半，老板拍了拍巴掌，开始讲公司前景如何光明。他说的那套话，从我进公司第一天就开始听，一直听到自己离开。说过之后开始发红包，老板走到我的座位边，没有像刚才那样说祝贺词，而是瞥了我一眼，从最下边摸出一个递过来。我双手接过，大声说：“谢谢经理！”他又瞥了我一眼，还是没说话。我知道他对自己有想法，我进公司时有些勉强，他曾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说：“咱们公司来了一个家伙，除了会写点没人爱看的东西，别的本事不多，他自己说试试，就试试吧。”尽管我对老板狂妄的态度很反感，却在心里对自己说：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看！
虽然老板的态度让自己不舒服，但还是感激他的慷慨。回到家里，我拿出那个红包，“啪”地摔到桌子上，对老婆说：“这个老板特会笼络人心，端午节还发红包。”然而，当我打开那个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的红包之后，一下子呆住了：里面只有一分钱。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曾经面对一分钱纸币时的情景依然如昨天，不知是屈辱、无奈，还是愤怒、感慨，反正种种的情绪交织在一起，逼得我热泪横流。至今，我仍然保存着那个红包和一分钱纸币。我的书柜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黑色公文包，里边放着下海几年来的一些东西，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故事，都记录着自己的走过的心路历程。
当时，我想到了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从离开单位之后，我对站起脚拔腿就走的局面和行为早以习以为常，因为很多单位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草台班子，”政策规定允许其自生自灭。员工和公司的所有关系就是干活拿钱，不干活没钱，什么劳保、工龄、档案管不着！即便到现在，此种单位也是遍地开花，更何况前几年的无序。
当时，武警总队政治部的一个朋友叫我过去帮他整理材料。但我权衡了一番没有去。我知道整理完材料还得重新找工作，不如索性沉到底儿。
几年的商海漂流，我发现了过去未曾看到的世界，那种艰险遭遇再次激活了潜藏在身上的文字嗜好。如今，我用文学的眼光审视“海”上生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磨难是重新开始的催化剂。
第二辑第5节 认钱不认人
随着住房货币化进程的推进，不少人一下子意识到拥有房产就等于拥有了一笔固定资产，说不定什么时候把多余的房子一卖，哈哈！几十万就到手啦！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把可以买下的房子买到手。
1984年，北京市出卖广安门外红莲小区的房子，两居室4万块钱。就说物价上涨钱有些毛，可那套两居搁到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值30万了。当然，那会儿伸手就拿出4万元的主儿也不多。如今，4万元若以北京房价计算，在二环路边上连个封闭阳台都买不下来。北京房价的风涨和在全国排名第一的事室都在提醒人们：早买房子在合算。
前几天，洪力找到我，支吾了半天才说出借钱的事。其实，他这段时间净来串门，一坐就是一晚上。弄得老婆直跟我嘀咕：洪力是不是跟他媳妇拌嘴闹别扭了，怎么来咱家也是一脸心事的样子？老婆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洪力的确有些不对头。因为过去也就是逢年过节和有事他才来我家，我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说出来，哥儿们一准会该帮忙时就帮忙，都说如今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那是说别人。我们是铁哥们，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说起来我俩的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般关系，他既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还是我的大媒。他肯把自己的表妹说给我当媳妇，一是咱肯定不是特俗，二是他信服我的人品。我正要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了要借钱买房，我明白他总来串门和一脸心事的原因了，一拍胸脯子说没问题！洪力又让我帮助问问小乐、大三和永全，那三位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哥儿们。
送走了洪力，我就给小乐拨通了电话。小乐一听很干脆地回绝了：没钱！我还想做工作，他已经撂下电话。大三倒是答应可以拿2千块钱，还说实在不行就算送给洪力了。放下电话，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好像还有点生气，2千块钱才够买1平方米多一点儿，亏他说得出口。洪力住的那套两居室是60平方米，要8、7万元才能买下来。永全则始终听着我说，可等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在电话那边嘻嘻哈哈地乐开了。乐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就说你别笑，人家这一辈子可能就跟咱哥儿们张一回嘴。永全止住笑说，洪力忒会算计了，有求人这功夫去银行贷款呀！我说去银行贷款也得有正当明目，以这种形式买房子，银行不给办贷款。永全就说我慢慢想办法吧，有了办法给你打电话。
打过三个电话，我心里怪堵得慌，要知道洪力让我找的这三个人都不是拿不出钱的主儿。小乐在一个4星级饭店当工程部副经理好几年了，一年剩余个三万两万的应当不费吹灰之力。大三在一家通讯公司业务部做事，手头也蛮宽裕。永全俩口子在合资企业，伪军的干活，一个在现今社会上被媒体炒得名声喷香的白领阶层怎么说也是年薪不菲的，何况他早已加入了私车族。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都比我这个朝不保夕、收入极不稳定的自由撰稿人强呀！他们哥儿几个是不想帮这个忙，真是人心不古啊！
然而，我一万个没想到自己的借钱主张竟然遭到了最亲爱的老婆的激烈反对，她说洪力是吃着碗里占着锅里的，如果我借钱给他就是助长腐败。好在我没钱，免去了沾上自己最为痛恨之事的嫌疑。其实，我之所以那么热心地与那哥儿仨联络，就是为了弥补自身的残疾。
那天晚上，我大半夜没睡觉，一方面佩服老婆大义灭亲的凛然正气，唾弃那哥儿仨的绝情寡义；一方面又把洪力的事想了一遍──
大约10年前，洪力通过自己的父亲有了一套房子。那是他当副秘书长的老爸爸在离休之前从单位要来的。他老爸这一辈子整了三套房子，自己和老伴是个大三居，俩儿子每人一套两居。但是，洪力所在的工作单位并不知道他已经有房，分房时又分了他一套。他在前年已经花了三万多块钱买下了单位分配的两居。这次，他要借钱买下老爸给他的房子。将来再把房子卖掉，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一大笔钱。他用极小的投资换取巨大的回报，狡猾狡猾的。也许洪力知道这里面的发财故事，借钱时才支吾，才不好意思！可我竟然蠢得四处替他张罗，傻死得了